市场价格法律机制初探
卓泽渊

市场价格的法律机制是法律化了的市场价格机制的核心。它对整个市场法律机制具有举足轻重的重大影响，是市场法律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律作用于市场价格机制的表现和结果。构建市场价格法律机制是建立市场经济法律机制的极其重要的内容。然而，法律学与经济学研究都未能对此提供较为成熟的构想，本文拟对其作一个初步的探讨，以抛砖引玉。
一、市场价格法律体系的静态雏形

市场价格法律制度及其体系的建立是市场价格法律机制建设的首要环节。如何制定价格法律制度、构筑价格法律体系，学者们各执一词。在笔者看来，市场价格法律制度应是一个有机的法律子系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来考察，它由不同类别的多个元素构成。这种多角度、多层面构架并不相互否定，而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价格法律体系作出的描述，有助于我们全面地检审价格法律机制，完善并建立更好的法律机制。

（一）从法律形式角度看，价格法律体系应是以有关价格的宪法性原则规定为最高指导，以价格基本法、价格行政法规和价格地方法规为基本内容，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为重要补充和保障的整体。

１．有关价格的宪法性原则规定。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价格法律当然不能例外。我国宪法确认的市场经济体制、所有制形式、分配原则等对于我国价格法律具有先决条件和基本前提的重要意义。任何价格立法都必须以其为要据。

２．价格基本法。价格基本法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关于价格的基本法律，是依据宪法性原则规定制定的，调整我国价格关系的基本法律制度，同时也是其他一切价格法规的依据。在整个价格法律体系中，价格基本法是关键和核心，影响着整个价格机制、价格法律体系和价格法律机制。

３．价格行政法规。价格行政法规是由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依照宪法和价格基本法的规定，为了贯彻宪法和价格基本法而制定的调整价格关系的行为规则。其内容相当广泛，涉及价格关系的各个方面。它不是仅就某个价格关系作出的具体规定，而是就价格关系制定的综合性行为规范。

４．价格地方法规。价格地方法规是我国享有立法权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以宪法、价格基本性、价格行政法规为指导和根据的，以调整本地区特殊价格关系为内容的地方性法规。价格地方法规应具有地域性和特殊性。它是特定的地方立法机关针对本地区价格关系的特殊情况制定的，在本地区范围内有效，而又不与上级价格立法相抵触的价格行为规则。地方价格立法的成立依据在于各地价格关系的特殊状况和特殊性质，在于宪法和法律的立法授权。

５．其他有关价格的法律规定。在宪法、价格基本法、价格行政法规、价格地方法规之外的，有关行政法、民法、刑法、乃至税法、财政法、金融法、工资法、社会福利法等法律部门中，也存在着有关价格关系的法律规定。比如，其他行政法规中，可能有关于政府价格管理机关、价格管理权限以及价格行政违法行为等的规定；刑法中可能有关于价格犯罪行为，以及追究其刑事责任的规定。税法、财政法、金融法、工资法、社会福利法等中可能有对价格实行间接调控或处理价格相关问题的法律规定。

（二）从调整对象的角度看，价格法律体系应是以价格基本法为主导，由农产品价格法律、工业品价格法律、矿产品价格法律、交通运输价格法律、技术价格法律、生产要素价格法律和非商品收费法律等构成的整体。

１．农产品价格法律。农产品价格法律是粮、油产品购、销价格的形成及其管理的法律的统称。随着改革的发展，自由价格体制的形成，农产品价格基本上都由市场决定，法律的意义在于保证农产品市场价格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了鼓励和扶植农业发展，法律主要应为农产品价格提供必要的保护措施和扶助措施，必要时得设立保护价格。

２．工业品价格法律。工业品价格法律在价格法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国家只对工业产品中极少数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实行干预，而绝大部分工业品的价格都由市场调节。工业品价格法律的目的也旨在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引导并保证价格机制的正常运转。

３．矿产品价格法律。矿产品价格在我国一向偏低，除了极少量是由供求关系导致的以外，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原有价格体制和产业体制所决定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中国国际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恢复，矿产品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的对接必然会影响矿产品价格的变化。法律的引导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

４．交通运输价格法律。交通运输价格较之其他价格具有自身的特点。国家对交通运输价格的形成、管理也许最终仍不能完全不管。因为极其重要的交通、运输事业总要由国有企业经营，国家对其价格的制定状况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市场价格秩序。国家法律对某些交通运输事业的管理，在整个价格管理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５．技术价格法律。在技术市场中，专利和专有技术都是价格的客体。在专利转让、专有技术转让上都有一个收费的问题。法律应引导市场形成正常的技术价格，为技术转让提供一些基本的价格准则，以鼓励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

６．生产要素价格法律。生产要素本身并不一定具有价值，但它们却是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基本元素，是价值得以产生的必要前提。生产要素的数量稀缺性和经营垄断性，使其具有了市场价格。作为生产要素的资金，价格表现为利息；土地，价格表现为地租；劳动，价格表现为工资，等等。如果这些生产要素没有价格，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生产要素会被无偿使用、被浪费。生产要素的价格研究在我国相当薄弱，生产要素的价格法律在我国严重缺乏，但生产要素的价格问题在我国已相当繁多，生产要素价格的法律调整是我国急需解决的现实难题。

７．非商品收费法律。非商品收费的范围十分广泛，内容十分复杂。其中包括旅游收费，民用房租费、旅店、宾馆、招待所收费，医疗收费，学生学杂费，公园门票费，电影、戏剧票价，以及洗澡、理发、照相费，过路过桥费等。这些收费的制定和管理尤其需要法律，甚至专门的法律予以调整。
二、市场价格法律运行的动态构架
（一）价格形成中的价格法律

我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从一个意义上说，就在于价格体制的改革。而整个价格体制改革的核心又在于改革价格形成机制，实现价格机制的转换，建立起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价格机制。既然是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价格机制，当然不是纯而又纯的绝对市场价格，在某些方面也还必须存在一定的计划价格。唯其如此，价格法律在价格形成机制上的作用才显得特别重要。
由于我国长时期实行计划价格，在从全面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为主的价格形成机制转换的过程中，价格法律必须作出如下努力。
１．依法建立市场价格形成机制
（１）确认市场价格主体的法律地位

在我国原有的价格体制中，价格的决策权主要控制在政府手中，商品的真正生产者和经营者无权定价。我国正在进行的价格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从价格的政府制定为主转变为企业制定为主。即是，除极少数商品和劳务由政府定价以外，其他所有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直接由生产者和经营者根据价值、供求、自身利润自主定价。价格制定权的转移，已为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所确认，然而在实际执行中问题不少。一是有的政府管理部门仍不愿放弃定价权利，二是有的企业在政府放权后不能很好地行使自己的定价权利。结果，企业仍未能成为真正的价格制定主体，不能自主地进行价格决策。我们应运用价格法律将这一权利进一步具体化，防止政府管理机构定价权利膨胀或定价权利放而又收；引导企业自主地进行价格决策，自主定价，切实享有定价权利；保护企业自主定价权利，使其免受非法干预和侵犯。
（２）提供市场价格形成的转换条件

在我国原有的价格体制中，计划价格是最主要的价格形式，而计划价格中又以指令性价格为主。我国正在进行的价格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在于将整体的价格计划形成形式转变为价格市场形成形式，将计划价格为主的价格体制转变为市场价格为主的价格体制。法律在价格形成形式从计划形成方式向市场形成方式的转化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可以而且必须严格确定计划形成价格的范围，确保整个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形成形式占主要地位。同时法律还可以努力使计划价格的形成建立在实在的市场基础上，既反映政府意志，也反映价值和供求关系。在价格形成形式的转换过程中，旧形成形式惯性的依法遏止，新形成形式的依法建立都需要法律作出有效的保证。没有法律提供必要的条件，即使国家作出了价格形成形式转换的决策，社会价格仍将会在旧形成形式上滑行。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又是新的价格形成形式得以全面确立的促进器、助动力和推动者。
（３）更新价格形式的法定途径
　　关键词: 有组织犯罪；概念；特征；类型；立法完善
　　内容提要: 有组织犯罪的研究是当今学界的热门话题。探讨有组织犯罪的概念和特征十分重要。目前我国有组织犯罪的立法尚需完善，刑法总则应当明确规定有组织犯罪的总体概念、外延及其类型，增设黑社会组织犯罪的法条，行刑制度中应增设对有组织犯罪首要分子判处10年有期徒刑以上的，不得适用假释的规定，刑法分则应提高有组织犯罪的法定刑，增设对有组织犯罪财产刑的适用并加大财产刑的处罚力度，增加对参加有组织犯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重处罚的规定。


　有组织犯罪是当今国际社会公认的一种最高级犯罪形态，联合国大会宣称其为“世界三大犯罪灾难”之一{1}（P．1）。该类型的犯罪已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黑社会组织犯罪大有滋生蔓延之趋势，这不能不引起我国政府、立法界、司法界和学界的高度重视。到底有组织犯罪概念应如何表述，有何特征、类型，立法机关如何规范和司法机关如何打击、防范该类犯罪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新课题。本文拟就有组织犯罪的概念、类型特征及其立法完善问题，略陈己见，以求教于同仁。 一、有组织犯罪的概念特征 迄今为止，有组织犯罪这一概念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没有一个精确的、统一的、得到普遍接受与公认的定义。各国学者、立法者、司法者在给“有组织犯罪”下定义的问题上，众说纷纭，各抒己见，具有明显的不统一性{2}（P．3），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类犯罪现象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现将国外立法、国外学者及我国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表述作一比较。

　 （一）国外有关有组织犯罪的概念

　 1．美国学者关于有组织犯罪的概念。美国犯罪学家D斯坦利·艾兹恩和杜格·A·蒂默认为：“在一般意义上讲，我们将有组织犯罪规定为旨在通过非法活动获得经济利益而组织起来的商业企业。这种非法企业要生存下去，至少要依靠三种互相关联的现象：（1）消费者对非法商品和服务活动的需求；（2）一个组织能不断生产或提供这些商品和服务；（3）政府官员和司法官员的腐化，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获得好处对这类非法组织的活动提供保护{3}（P．63）。”美国1982年出版的犯罪学辞典解释为：有组织犯罪除了控制某一政府外，还提供非法商品、非法服务，例如赌博、放高利贷、毒品交易、淫秽物品交易和卖淫，协调和组织国内或跨国犯罪组织攫取最大利润。有组织犯罪往往获取较其他犯罪活动形式高两倍的收益。有组织犯罪包括黑手党和黑社会结构。[1]

　 2．法国学者有关有组织犯罪的概念。法国犯罪学家安得鲁·博萨认为：“有组织犯罪实际上表现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生活在合法团体的外面，有自己的章程、自己的组织、等级和严厉的纪律，利用一切手段实现他们的目的，即最大利润{4}（P．109）。”他认为有组织犯罪具有：（1）持久性，即使首领间不联系，有组织犯罪团伙也有持久存在的观念；（2）组织性，有组织犯罪团伙是具有严密管理结构的组织；（3）严格的等级分工，犯罪组织是依据服从、忠诚信任而建立的。有时，这种组织如同军队，等级森严；有时，则依据传统规矩。纪律是非常严明的；（4）秘密性，“守口如瓶”的“行规”得到严格实施。

　 3．德国学者有关有组织犯罪的概念。德国犯罪学家汉斯·施奈德认为，有组织犯罪，是指“具有合法目的的组织（经济企业）犯了经济和破坏环境罪，为了更好地逃避打击力量，犯罪者狼狈为奸，拼凑成具有犯罪目的的组织”{5}（P．44）。德国著名警官布格哈特·黑洛德认为，“有组织犯罪是指旨在获取暴利或对公共生活领域施加影响，长期或不定期地由国际、国内犯罪组织计划和实施的商业性质的犯罪活动”{6}（P．118）。

　 4．前苏联学者有关有组织犯罪的概念。前苏联犯罪学家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对有组织犯罪下了一个比较公认的定义，即指由稳定的具有逃避社会控制之防卫体系的、操纵犯罪团伙，利用暴力、恐吓、腐蚀和大量盗窃等非法手段从事故意犯罪的湘对大的集团所实施的犯罪行为{7}（P．267）。

　 笔者认为，上述第一种观点把有组织犯罪界定为商业企业实施的犯罪，未免过于狭窄，未能涵盖有组织犯罪的所有类型。第二种观点较好地概括了有组织犯罪的基本特征，但把有组织犯罪表述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未免过高估价了有组织犯罪的活动能量，实际上把有组织犯罪等同于黑社会组织犯罪。第三种观点除了界定有组织犯罪是商业性犯罪和破坏环境犯罪略嫌偏颇外，该观点对有组织犯罪的解释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广泛的适用性，因而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第四种观点科学地归纳了有组织犯罪的客观特征，但将其界定为“相对大的集团所实施的犯罪行为”，似有不妥，容易给人“有组织犯罪就是犯罪集团”的错觉。

　 （二）我国学者关于有组织犯罪概念的论说

　 1．最广义说。该说认为，有组织犯罪是指两个以上的人为了某种（或某个、某些）具体的犯罪目的，组织起来，共同实施的犯罪活动。有组织犯罪与法律意义上的共同犯罪基本等同。有组织犯罪从广义上说，包括简单凑合、组织松散的团伙犯罪；从狭义上说，则仅指内部组织严密，有等级结构和指挥核心，行动计划周密，成员稳定，分工明确，相互配合的集团犯罪{8}（P．109）。

　 2．广义说。该说认为，有组织犯罪是指3人或3人以上，以非法谋利为主要目的，为了共同犯罪而结成犯罪组织的，或虽未明确成立犯罪组织，但经常共同实施犯罪的，是有组织犯罪。目前中国的有组织犯罪，应当包括三种组织形式：松散的犯罪结伙；犯罪集团；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9}（P．66）。

　 3．集团犯罪说。认为有组织犯罪是指故意犯罪者操纵控制或直接指挥和参与，组织结构严密、等级森严或组织成员相对稳定，有特定行为规范和逃避法律制裁的防护体系的犯罪组织体，为获取巨大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而使用暴力、恐吓、腐蚀及其他非法手段所进行的集团性犯罪活动{7}（P．269）。另有学者认为“犯罪集团可分为普通犯罪集团、黑社会性质组织、黑社会组织”{10}（P．175）。

　 4．狭义说。该说认为，有组织犯罪是指3人以上有一定组织形式、主要犯罪成员基本固定、社会危害性大、反侦查能力强的集团性犯罪组织所实施的犯罪活动。它只包括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实施的犯罪活动和某些犯罪集团所实施的犯罪两种情况，而将一般犯罪结伙排除在外{11}（P．102）。

　 5．最狭义说。该说认为，有组织犯罪是指3人以上有一定组织机构和组织关系，内部结构紧密，等级森严、犯罪能量大、自我防护能力强的超集团性犯罪组织所实施的犯罪活动。它通常指的是那些最典型意义的黑社会组织实施的犯罪。它不仅把一般性犯罪结伙拒之门外，而且将某些集团性犯罪也排斥在有组织犯罪的概念之外，因而是一种最富有典型意义的地地道道的有组织犯罪{11}（P．109—110）。

　 另外，还有学者将有组织犯罪概括为，“是指3人以上故意实施的一切有组织的共同犯罪或者集团犯罪活动”。“就其表现形式来看，不仅包括有一定结伙性犯罪，也包括有一定组织形式的集团性犯罪，还包括有一定组织机构的黑社会性质的犯罪”{11}（P．110）。

　 笔者认为，“最广义说”把松散型犯罪团伙界定在有组织犯罪的范围内，似有不妥。因为这种犯罪形式的法律属性尚未确定（是集团犯，还是一般共同犯罪，不能一概而论），即该说把有组织犯罪的外延界定得过于宽泛。“广义说”除犯了把犯罪团伙界定在有组织犯罪的范围内的毛病外，又未把黑社会组织囊括其中，仍存在着有组织犯罪的外延宽窄不当的问题。“犯罪集团说”将有组织犯罪的概念界定为集团性犯罪，笔者不敢苟同。众所周知，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已被列入有组织犯罪的范围，这是目前学界较为公认的。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是以合法组织的形式实施犯罪，而集团性犯罪则没有合法组织作掩护，所以，将有组织犯罪等同于集团犯罪，似有上位概念与下位概念等同之嫌。“狭义说”所表述的定义实质上是犯罪集团的定义，而其外延上又包括犯罪集团和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犯了定义窄、外延宽的错误。“最狭义有组织犯罪说”将有组织犯罪界定为“超集团性犯罪组织所实施的犯罪活动”，并认为它通常指的是“最具有典型意义的黑社会组织所实施的犯罪”。这种“最狭义说”违背了“有组织犯罪”的本来含义，把本来属于类概念的，误界定为种概念。

　 （三）有组织犯罪的概念、特征

　 笔者认为，有组织犯罪作为一种犯罪类型，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虽然中外学者对其定义莫衷一是，但无论怎样表述有组织犯罪概念，都少不了两个内容：一是有组织犯罪的主体，即一定的犯罪组织、群体或集团：二是有组织的犯罪行为。即是说，有组织犯罪主要不在于犯罪行为的有组织而在于主体的有组织，经过组织的犯罪并非必定是有组织犯罪，或者说，“有组织的犯罪”不等于“有组织犯罪”。[2]因此，有组织犯罪，应当表述为：指3人以上为获取非法经济利益或出于其他目的，而建立的内部具有等级结构、组织纪律、奖惩措施的稳固的组织形式（含以合法组织掩护下的犯罪组织），在首要分子的组织、指挥、策划下，有预谋有计划地实施的社会危害性大、反侦查能力强的一类犯罪行为的总称。有组织犯罪应包括集团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黑社会组织犯罪三种。从组织规模、程度和社会危害性上说，这三者实际上是有组织犯罪的初级、中级和高级发展形态{12}（P．2）。

　 有组织犯罪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1）有组织犯罪至少在3人以上。从司法实践上看，犯罪组织的成员少则十几人，多则数百人。如，意大利黑手党党徒达5千人以上，我国宜昌市查处的李发全犯罪组织就有一百一十多人。（2）犯罪组织内部具有等级结构，往往呈现“金字塔”形，又细分为首领层、中间层和行动层{7}（P．267）。（3）犯罪组织内部有一定的组织纪律、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并对违犯者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4）运用暴力、恐怖、绑架、贿赂、腐蚀、垄断非法行业等手段实施走私、贩毒、凶杀、讹诈、贿赂、组织卖淫、绑架人质、盗窃、抢劫等多种犯罪活动。（5）实施犯罪的主要目的是获取非法的经济利益，当然还可能出于其他目的（如政治目的）。鉴于以上特征，有的学者将有组织犯罪的特征归纳为：组织机构的层次性；组织活动的目的性；组织功能分解协调性；自组织性和稳定性{13}（P．28—33）。

　 二、有组织犯罪与“恶势力”犯罪等其他犯罪组织的区别

　 （一）有组织犯罪与“恶势力”犯罪的区别

　 “恶势力”是指在相对固定的区域或行业内，形成违法犯罪势力，大肆实施多种违法犯罪活动的犯罪群体。其主要特征是：（1）一般为3人以上，组织结构相对松散。多人经常纠集在一起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时分时合、时聚时散；（2）活动空间相对固定。一般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形成违法犯罪势力。如村霸、市霸、行霸、路霸等。在一定时空内，对一定范围内的、不特定的人造成恐惧感；（3）行为的多样性。恶势力群体既可能实施违法行为，又可能实施犯罪行为：既可能实施恐吓行为，又可能实施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打砸抢、故意伤害、暴力追债、欺行霸市等具体的危害行为。恶势力违法犯罪的特征足以说明它类似于聚众犯罪或者流氓群体犯罪，即在一定时空内，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欺压残害群众，破坏社会秩序。从我国刑法对该类型犯罪人的打击上看，一般只追究聚众犯罪的首要分子或骨干分子的刑事责任，因此，笔者认为“恶势力”属于一般共同犯罪。它与有组织犯罪的区别主要表现在：（1）在组织结构上，恶势力犯罪群体的组织结构相对松散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除组织者和指挥者外，其他成员多数不固定，且组织者和指挥者又是犯罪的直接实施者。而有组织犯罪的结构严密，有领导层、中间层和行动层之分，有严明的纪律。领导层一般不直接实施犯罪。（2）在犯罪目的方面，恶势力犯罪群体实施违法犯罪的目的具有多样性特征，不以谋求非法利益为主要追求目标：而有组织犯罪的目的主要是追求非法利益，也有些是基于其他目的（如恐怖组织基于政治目的）。（3）在客观行为方面，恶势力违法犯罪群体的活动具有公开性和一定盲动性，体现了恶势力的暴霸性，一般不以隐蔽形式实施违法行为和扰乱社会秩序犯罪活动，破坏社会管理秩序和社会治安，势力范围较小。而有组织犯罪为了长期实施犯罪，一般采取秘密作案手段，甚或表现了以合法组织掩盖下实施犯罪行为的狡诈性，实施多种犯罪的复杂性和选择性，危害程度的严重性，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范围的规模性。

　 当然，恶势力违法犯罪群体与有组织犯罪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当恶势力违法犯罪群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也可能形成有组织犯罪。

　 （二）有组织犯罪与团伙犯罪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