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友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以下称“缔约双方”），
秉承中乌人民友好的历史传统，并本着将两国人民友好情谊世代相传的决心，
认识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两国各领域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并基于这一共同愿望，
确认各自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双方参加的国际条约应承担的义务，
旨在将两国关系提高到一个实质性的全新阶段，
兹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缔约双方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本着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及和平共处的原则发展全面和长期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第二条
缔约双方保证，在处理相互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根据《联合国宪章》条款及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完全使用和平方式解决彼此分歧。
缔约双方相互尊重对方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道路，保障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不断为两国关系注入新内容，落实两国达成的协议。
第三条
缔约一方不参加任何损害缔约另一方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联盟或集团，不采取任何此类行动，包括不同第三国缔结此类条约。
缔约一方不得允许第三国使用其领土损害缔约另一方的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缔约一方不得允许在本国领土上成立损害缔约另一方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组织或团伙，并禁止其活动。
第四条
乌方支持中方在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等问题上的政策。
乌方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乌方不与台湾建立任何形式的官方关系，反对任何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企图，反对“台湾独立”。
中方支持乌方在维护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等问题上的政策。
第五条
一旦国际和地区出现复杂局势或爆发危机，有可能对缔约一方的和平或安全利益构成威胁，缔约双方将立即举行相应磋商，协商制定防止威胁的措施。
第六条
缔约双方为巩固中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安全开展协作。
缔约双方将根据《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合作协定》的规定，加强两国有关部门的协调与合作，并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继续采取有力措施，共同打击包括“东突”、“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和“伊扎布特”恐怖势力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第七条
缔约双方发展军事和军事技术领域的双边合作。这种合作不针对第三国。
缔约双方重视发展两国立法和司法机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以及两国其他机构的交流，并在相关领域进行紧密合作。
第八条
缔约双方应强化平等和信任的合作伙伴关系，利用并完善包括高层会晤在内的各层次的定期会晤机制，定期就双边关系及双方感兴趣的重大和紧迫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协调立场。
第九条
缔约双方主张严格遵守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反对任何武力压制或以任何借口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行为，愿积极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稳定、发展与合作。
第十条
缔约双方根据本国法律和所参加的国际条约，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并促进经贸、科技、能源、资源、矿产、制造、基础设施、金融、农业、信息技术及其他双方感兴趣的领域内的合作，促进两国地区经贸合作并为此创造必要条件。
第十一条
缔约双方将交通运输领域合作视为优先发展方向，将根据双方参加的有关协议，保证相互在本国境内为对方利用公路、铁路、航空、管道和其他运输形式运输货物和转运乘客提供便利条件，并促进相关机构在该领域积极合作。
第十二条
缔约双方将根据本国法律和两国均参加的国际条约保护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和相关权利。
缔约双方将根据各自承担的国际义务及本国现行法律和法规，采取有效措施，保障缔约另一方法人和自然人在本国境内的合法权益，并根据双方签署的有关协议相互提供必要的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
缔约双方主管部门将在有关法律基础上研究并解决缔约另一方法人和自然人在本国境内开展合作和经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纠纷。
第十三条
缔约双方将根据各自承担的国际义务和本国法律，在促进实现人权和人的基本自由方面开展合作，并相互尊重各自为实现本国人民最大福祉所作的努力。
第十四条
缔约双方将全力促进文化、教育、卫生、信息、旅游和体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开展相应机构的交往。
缔约双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为双方公民往来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以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巩固中乌友好合作关系。
第十五条
缔约双方愿促进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
缔约双方愿加强在预防特别危险的有毒、有害物质、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和动物严重传染病的传播方面的合作。缔约双方检验检疫主管部门将相互提供科学、技术和咨询帮助。
第十六条
缔约双方加强在联合国及其安理会、联合国各专门机构、上海合作组织及其他双方参加的国际和地区组织内的合作。
如缔约一方希加入缔约另一方已成为成员的国际金融机构、经济组织和论坛，后者应根据上述机构、组织和论坛章程的规定予以协助。
第十七条
在落实本条约条款过程中产生的争议和分歧双方将通过友好谈判和磋商来解决。
第十八条
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双方在其参加的其他国际条约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不针对任何第三国。
第十九条
为履行本条约，缔约双方积极推动在双方均感兴趣的具体领域签署协定或其他双边合作文件。
经缔约双方一致同意，可以议定书形式对本条约作补充和修改。
本条约的补充和修改需经缔约双方批准，并从互换批准书之日起开始生效，作为本条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二十条
本条约需经批准，批准书互换仪式将在塔什干举行。本条约自双方互换批准书之日起开始生效。
本条约有效期20年。如缔约任何一方均未在条约期满前1年以书面形式通知缔约另一方要求终止本条约，则本条约将自动延长5年，并依此法顺延。
本条约于2005年5月25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以中文、乌兹别克文和俄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代 表 代 表
胡 锦 涛 伊·卡里莫夫
（签 字） （签 字）
浅 析 格 式 条 款
提要：
格式条款是预由当事人一方为之确定，他方当事人惟得依其既定内容，为加入之契约。格式条款制度的规范意旨在于避免强者利用契约自由压迫弱者，避免单方自由。
条款是否经由当事人约定纳入合同，提供条款一方是否具有缔约优势，是格式条款认定的前提条件。格式条款内容的控制，应当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提示、说明义务以及显失公平制度相衔接。格式条款的解释应当以客观解释与不明条款解释一并考量。格式条款的控制，应当由司法控制、行政管理、行业自律、改善相对人谈判地位、限制垄断等手段协力进行。
一．格式条款的概念；
（一）概念与特征；
格式条款，又称附合契约、定型化契约条款、一般交易条款或普通条款。“附合契约，谓契约之内容，预由当事人一方为之确定，他方当事人惟得依其既定内容，为加入之契约”。（*1）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2.19条(2)规定：“标准条款是指一方为通常和重复使用的目的而预先准备的条款，并在实际使用时未与对方谈判。”《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628条规定：“附合合同是指合同的条款由当事人一方以表格或其它标准形式所决定，并且另一方只能对其完全附合的方式接受的合同。”我国台湾现行民法典第247-1条将之表示为：“依照当事人一方预定用于同类契约之条款而订立之契约。”我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归纳以上学者学说与立法，格式条款应当具有以下特征：
一、内容由一方预定，即合同的标准性。
二、对象不特定，即交易对象具有一般性。
三、内容不容协商，即附合性，“要么订立，要么走开”。
（二）规范意旨
传统的缔约方式是磋商谈判，要价还价。工商业日益发展，社会分工日嗪明细，管理力求规范。面对众多交易相对人，为规范经营体之内部管理、外部经营，综合其特定交易特征，拟定一定之合同文本或提出特定之交易条件悬挂、张贴于醒目处，如“……需知”、“……规定”。如此，对提供格式条款一方而言，可节省经营成本并有利于规范管理，提高效率；对于相对人同样也可以增强缔约预期，降低缔约成本。由此，格式条款得到广泛应用。
随之民众在更多的领域依赖社会提供，如：能源、交通、通信、旅游、甚至商品零售等。特定行业、特定时期、地域的龚断或强势经营条件，促成了其缔约上的绝对优势。这种缔约的优势，表现在其提供的“标准合同”、“店堂告示”、“顾客须知”甚至“敬告广大……”上。限制对方权利、加重对方责任、模糊交易条件、设定不公平的失权条款和管辖条款、并为对方追究自己责任设置诸多条件与障碍……
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定正是为了解决上述矛盾，“如何在契约自由的体制下，规律不合理的交易条款，维护契约正义，使经济上的强者，不能假借契约自由之名，压榨弱者，……”（*2）。
（三）我国关于格式条款概念规定之评析。
对比上述罗列的一些关于格式条款概念的立法,我国《合同法》与其他立法显然不同的是：对于格式条款的附合性这一根本特征，没有予以明确（＊3）。概念不明晰，将给认定造成不便。
二．格式条款的认定；
实践中，作者认为以下问题值得注意：
（一）由当事人约定纳入合同内容。
我国《合同法》第12条规定： “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1）当事人的姓名、名称和住址；（2）标的；……”。可称之为合同条款，首先必要由当事人约定，纳入合同内容，无论采何种订约方式，无论明示、默示或合于社会之一般交易观念。此为认定格式条款之首要前提。“企业厂商于订约时，应依明示或其他合理适当方式，告知相对人欲以定型化契约条款订立契约，并使相对人有适当机会了解条款内容。唯有具备这二项要件，定型化契约条款始能因相对人同意而成为契约内容。”（＊4）
因此，相对人在合同成立后的任何时候，再被告知的任何情事，无论对其是否有利，均不被认为是业已成立的那一合同关系的内容。当然，基于私法自治原则，相对人可以依自己的意思，同意对原合同内容进行“变更”“终止”的要约。否则，任由合同之一方可任意决定合同之内容，契约平等自由则无从谈起。如：
（1）在超市的出口处，标示“货品出门，概不负责”。
（2）商品瑕疵致不能使用，而要求退货时，被店员告知，依其内部财务制度，退货需于三日以内或只许调换我店内任何商品而不予退货。
（3）住宿付压金后，在房间门后或宾客需知上发现“房内任何物品之丢失毁损，均由宾客三倍负责。”
（4）洗衣店、照像馆之收费或取衣（像）凭条背后印刷之所谓“条款”，均是收款、取物之凭证，均是在合同已成立，相对人已履行全部合同主义务（付款义务）后被告知的，无论是否提示，皆不应被认为属合同条款，更匆论格式条款。
（5）所谓“行规”“职业贯行”，若非为相对人在订立合同之前或之时即可得而知，均不应被认为属于合同之内容。
（二）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具有缔约优势。
订立合同时，要约或要约邀请中表明的，向任何人均不容变更之条款，作为订立合同之保留条件。虽符合前述，合同的标准性、附合性、交易对象之一般性；但若该合同方在订立合同时，无缔约优势，则法律毫无加以干涉，对一方依格式条款进行特别保护之必要。如以下数例：
1、甲厂欲就其生产之A产品，欲在全国诚招经销商，为防止窜货或低价倾销，特制定规范全国市场之《销售网络章程》，并在与各各经销商订立之《经销合同书》中明确约定，《销售网络章程》所定之内容，作为双方订立合同之重要部分。同时《经销合同书》亦采取一致内容，如进货价格，销售定额，返利等诸多条款均明示不容协商。同为经营之实体，生产厂商与经销商实力对比各有强弱，难求一律。实难发现该合同之不特定对象，有何需特别保护之必要。
2、一商人经销各类工业隔热材料，客户均较之为强。然属下业务员甚难控制约束，为此特制定标准订货合同交于业务员。为尽可能规范业务员行为，侧重保护自已之权益，特请律师，协助制定，不许业务员变更订立合同。然客户仍多违约。
由此，对于没有缔约优势的一方提供的标准合同，或保留条款，不应认定为格式条款进行调整，其本质上仍属于一般的订立方式，无特别保护之必要。尤其同为无垄断依附关系的商事主体之间的商事合同，各有把握商业机会、估量商业风险、自我决定之权利，另有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似无法律干涉之必要。
三、格式条款之内容控制
（一）格式条款内容控制之必要
前已述及格式条款系一方当事人，内容由一方当事人预先拟订，在订立合同之时，对方无协商之余地。根本在于一方当事人具有的事实上的缔约优势，法律非由进行强制性规定，则难以达其规范目的。实为必要。
（二）格式条款内容控制之程度；
格式条款之效力强制规定旨在否定—一方当事人利用格式条款方式滥用缔约优势（违背诚实信用之交易原则），严重损及缔约相对人利益（导致双方利益之严重失衡），破坏自由平等之交易秩序之行为之效力，给予格式条款相对弱势一方以最低限度的静态的、一般化的保护。
但格式条款的效力限制并非旨在剥夺格式条款一方，维护自我利益的权利。格式条款一方本自交易之安全需要，对自我利益的适当限度的保护，对双方当事人合同履行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在适当程度上结合内部之管理，规定解决之方式亦无不可。格式条款之出现，提供方接受方，均因而受益，维社会之发展，当共同承担难免之不利。同时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在制定合同之时也同时存在，不利之处：或由于相对人之不特定导致，履行能力无以保证；或由于法律规定强制缔约义务。
综上所述：对格式条款的效力限制应当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逾越必要之限度，一则对提供格式条款一方过于严苛，再者法律规定与社会实践发生脱节，更难达成其规范目的。
（三）我国关于格式条款内容控制规定的检讨。
我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但同时，我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
我国《合同法》对格式条款的内容的限制是通过，在内容上和程序上进行两方面的控制。但此两方面的控制，却不尽协调：一方面在程序的控制上，要求“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但同时又径使“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条款无效，使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提示义务陷入尴尬境地。
值得借鉴的是：我国台湾现行民法典第247－1条规定：“依照当事人一方预定用于同类契约之条款面订定之契约，为左列各款之约定，按其情形显失公平者，该部分约定无效。一 免除或减轻预定预定契约条款之当事人之责任者；二 加重他方当事人之责任者；三 使他方当事人抛弃权利或限制其行使权利者；四 其他于他方当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
因此，作者认为：在程序上要求提供一方在制定格式条款时应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规定其对免责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义务。同时在内容上结合我民法规定的显失公平制度予以调整。但不同的是，格式条款显失公平者，径使之无效。
另有“意外条款排除规则”，也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