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鼓励引进技术消化吸收暂行规定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上海市鼓励引进技术消化吸收暂行规定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1987年6月20日上海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鼓励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加快国产化进程，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的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承担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工作的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
第三条 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应实现下列目标：
（一）掌握其设计理论或方法、原料配方、工艺流程、技术标准、试验检测、质量控制、安全和环境保护技术措施以及技术诀窍，生产出符合预定要求的产品；
（二）掌握为引进整机生产配套的元器件、零部件、原材料制造和质量检验等技术，并使这些产品达到规定的质量和数量要求；
（三）将引进技术应用到其他产品；
（四）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作进一步发展和创新。
第四条 本市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的规划和年度计划实行分级管理。
市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市经委）负责组织编制全市的规划、年度计划和实施中的协调工作。
各主管局或公司负责编制本系统内的规划和年度计划。
第五条 各主管局或公司应将技术难度大、协作面广、需由市经委扶持的引进技术消化吸收项目，于每年十月一日以前汇总报送市经委。经审核、平衡后列入下一年度全市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年度重点项目实施计划。
第六条 在编制引进技术项目的建议书及可行性报告时，应同时制订消化吸收计划。主管部门审批时，应同时审查该项目的消化吸收计划。
第七条 各主管局或公司应由主要领导人员负责引进技术项目的消化吸收工作。
承担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工作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具备一定的技术、装备条件，或有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军工部门的协作保证。
第八条 市经委、各主管局或公司可委托有条件的科研单位、事业单位负责某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的组织、协调工作，并为他们的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九条 凡经过出国考察或培训，并参与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工作的领导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在工作未完成前，不得调离。因情况特殊确需调动的，须经上一级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条 引进技术消化吸收项目所需资金的来源是：
（一）企业的自有资金；
（二）向市经委申请“科研成果产品化贷款”；
（三）银行贷款，贷款利息可由财政部门或主管部门给予适当补贴；
（四）为消化吸收工作所必需，单台价值在五万元以下的测试仪器、试验装置、试验用关键设备的购置费，允许摊入成本；
（五）消化吸收涉及科技攻关项目的部分，从现有的科技三项费用开支；
（六）地方财政每年拨出的专款和专项贷款融资。
第十一条 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的资金应主要用于样机、样品、工夹模具的购置，配套件和原材料的试制，以及科研、设计、检测、调试、鉴定和协作等方面。
第十二条 引进技术消化吸收项目必须进口的样机、关键元器件和原材料所需的外汇，由各主管局或公司在本系统内按调剂外汇的有关规定统筹解决。
第十三条 凡有用汇额度的引进技术消化吸收项目所需的外汇，可按实现消化吸收后预计可以节约的外汇额度的一定比例，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批，向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申请外汇贷款。实现消化吸收后，可用消化吸收项目节约的外汇额度归还贷款本息。
第十四条 凡列入国家经委的引进技术消化吸收计划的产品，从试销之日起免征产品税、增值税三年；凡列入国务院其他部、委和市经委的引进技术消化吸收计划的产品，从试销之日起免征产品税、增值税二年。免征产品税、增值税的年限期满时，企业仍有较大困难的，可适当延长免
征产品税、增值税的期限，或优先考虑减免调节税。
第十五条 企业实现消化吸收后生产的产品，如成本高、利润低，经财政部门审查同意，可以比照同类老产品或本企业其他产品的平均盈利水平，计提职工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并相应减征调节税。
第十六条 凡使用消化吸收后的国产化产品而减少进口、节约外汇的企业，由于价格原因致使本企业产品成本增高的，经财政部门审查同意，可以按减少的利润计提职工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并相应减征调节税。
第十七条 为实现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进口设备样机和价值在样机总体价格百分之二十以下的少量关键零部件的，可向市经委提出报告，由市经委报请国家经委批准后，持国家经委主管局的证明，海关可减免其进口关税。
第十八条 凡使用国家拨给或扶持的外汇引进的技术和设备，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保护期内的专利和涉外经济合同中规定保护期内的技术秘密外，允许有关单位参加消化吸收工作。
本市承担引进技术消化吸收任务的单位，持市经委或主管局的证明，可到有关单位参观、考察和商讨消化吸收工作。
第十九条 凡由有关单位共同参加的引进技术消化吸收项目，各参加单位应事先协商，签订合同或协议，明确各方的责任和权益。
第二十条 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的成果，为参加消化吸收的单位和原技术引进单位所共有；消化吸收成果的转让收益应按各方贡献大小分享。消化吸收中创新的成果为参加消化吸收的单位所有，但原技术引进单位有权要求优先或优惠采用。
第二十一条 消化吸收的技术成果经上级主管部门或有关技术部门鉴定，其技术性能和质量指标基本达到国外同类产品水平，并具备批量生产、供应条件的，应及时向市经委提出报告，由市经委报请国家经委颁布后，由使用单位优先采用。
属于前款的技术和产品，有关进口审批机关应限制进口或禁止进口，海关也应取消关税减免。
第二十二条 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的项目，可实行招标承包，也可以组织跨地区、跨行业的社会专业化协作攻关。
生产单位与科研、设计、教学单位相结合共同承担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的项目，各方应共担风险，分享收益。从消化吸收项目投产之日起，每年收益不超过三十万元的，三年内免征所得税；超过三十万元的部分照章征收所得税，免征调节税。
第二十三条 为引进技术消化吸收重点项目研制的配套产品，经上级主管部门鉴定，其技术性能和质量指标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水平，并已提供给重点项目配套使用，经市经委审核确认采用该产品可以节约本市地方外汇支出的，研制单位可向市计委申请提取所节约外汇额的四分之一至二
分之一作为奖励。节汇额每年结算一次。奖励年限一般为两年，最多不超过三年。
第二十四条 凡列为引进技术消化吸收重点项目的产品，其配套件生产单位与整机厂签订配套件直接供应合同的，经市经委会同财政部门审核，可以减免中间产品税，只收增值税。
第二十五条 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及其创新的成果（包括产品）视同科研成果，可申请各级科研成果奖。
凡在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工作中作出较大贡献的人员，可按照《技术进步奖励条例》或《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奖励条例》给予奖励。
第二十六条 市经委应定期评选引进技术消化吸收成果，并发给奖金。此项奖金不征奖金税。
第二十七条 接受计划任务或按合同承担引进技术消化吸收重点项目的单位，由于主观原因不按规定内容、期限完成承担的任务，严重影响项目进度的，上级主管部门应取消其承担该项目的资格和相应的优惠待遇，三年内不准其立项引进技术，并追究其行政、经济责任。
第二十八条 引进技术实现消化吸收的项目，因产品质量指标下降又不及时改进、提高，以致不能继续采用的，上级主管部门应根据具体情况核减或取消其享受的有关优惠待遇，并追究其行政、经济责任。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自1987年8月1日起施行。
1987年6月20日
离婚损害赔偿中第三人之可诉性研究
——兼论《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缺陷与修改
按照我国《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凡因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以及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四种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赔偿，从而确立了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按照上列的四种法定情形，其性质既属于故意之过错，又属于侵权之过错。而对于此种明知故犯的侵权行为，法律却限定只能在配偶之间主张损害赔偿，而不允许向配偶之外的共同侵权第三人主张权利，显然既不符合侵权法的立法宗旨，又有悖于中华民族的传统婚姻道德及社会主义公德。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以期引起国家立法机关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一、我国现有法律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制度设计
(一) 我国婚姻法的规定
我国“50婚姻法”和“80婚姻法”均无离婚损害赔偿的规定。2001年4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婚姻法的决定中，增加了离婚损害赔偿即过错赔偿的内容，并作为修改后的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之专条规定，全文如下：“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该条之所以如此规定，就修改婚姻法的背景看，从“80婚姻法” 到2001年修改婚姻法的20年中，我国的婚姻家庭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家庭暴力及婚外性行为（主要表现为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及重婚）已成为动摇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两大毒瘤，被列为当时立法中总结出的六大问题之核心（其他四个方面包括离婚妇女的财产得不到保障、对子女探望权难以实现、婚姻家庭不稳定诱发青少年违法犯罪及老年人的赡养得不到保障）。因此，修改婚姻法时确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人民的呼声和社会生活的需要，也是婚姻立法的一大进步。
（二） 三个司法解释的规定
为有效推进婚姻法的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于修改婚姻法的当年、2003年和2011年先后出台了三个关于适用婚姻法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作为婚姻法的配套规范，指导、统一全国婚姻家庭审判工作。其中，直接涉及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内容分布如下：
解释（一）涉及五条内容：第一条对婚姻法中的“家庭暴力”进行了界定，即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第二条对婚姻法中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进行了界定，即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的共同生活。”第二十八条对《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中的“损害赔偿”进行了界定，即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并指明凡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最高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第7号）。第二十九条对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赔偿主体”进行了界定，规定“承担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第三十条专门规定了人民法院“告知”义务，即受案法院应当在受理离婚案件时，将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等规定中当事人的有关权利义务，书面告知当事人，并区别三种情况进行程序性处理。
解释（二）涉及两条内容：第一条规定，当事人起诉解除同居关系的，法院不予受理；但属于“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应当受理并依法予以解除，这是关于立案审查的程序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后，又以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为由向法院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法院应当受理，但当事人协议离婚时已明确表示放弃该项请求或办理离婚登记一年后提出，则不予支持。该条是关于自愿登记离婚后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救济途经，含有三层意思：一是当事人登记离婚后仍有权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二是当事人协议离婚时明确放弃该权利的法院不予支持；三是登记离婚后的时间限制，即一年内主张侵权赔偿，过期则不予支持。
解释（三）涉及一条内容即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双方均有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过错情形，一方或者双方向对方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实际上是重申婚姻法第四十六条关于请求损害赔偿之主体只能是夫妻间的“无过错方”，也重审了解释（一）第二十九条主张损害的权利主体为离婚中的“无过错方”，表明有过错的配偶则不能主张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
（三） 综合上列婚姻法及三个司法解释的规定，能够准确定位离婚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乃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即赋予了“无过错方”的侵权请求权。而解释（一）第二十九条则明确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即离婚诉讼中“无过错方”之配偶，而不能向配偶之外的侵权人主张求偿。这是因为，解释（一）的该条规定已经从来自最高法院业务部门的理解中获得答案：一是最高法院刘春银法官在对解释（一）的理解与适用中明确指出：“该条所称的无过错方为合法婚姻当事人中无过错一方，且该项请求权只能向自己的配偶提出。”[1]二是最高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解释（一）答记者问中明确说明：“无过错方的此项请求只能以自己的配偶为被告，不能向婚姻的其他人提出”[2]。这就表明，修改婚姻法所增设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当事人求偿权之行使和侵权责任之承担，均只能限于离婚的配偶之间，而不能牵涉第三人。笔者认为，此确系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立法本意。因为，最高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解释（一）答记者问中已经十分明确的指出：“实践中有些人认为该条规定可以适用于不告自己的配偶，而是告第三者，或者把配偶和第三者都作为被告，根据立法的本意，这些理解都是不正确的”[3] 。
二、我国现行法律设计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之问题分析
如前所述，从国家立法机关修改婚姻法的历史背景看，1980年到2001年这20年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给国家开辟美好前景的同时，触动了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变化，不稳定因素与日俱增，如婚外性行为、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等逐趋严重。为遏制这些现象，立法机关倾听了社会呼声，在修改婚姻法时创设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并将其纳入第五章“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的专章规定。这一救助措施的设定，不但在当时是一种立法上的创举，而且10多年的实践证明，也发挥了一定的救助功能。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立法不可能一步到位，也很难作到完全性突破，因而不应当求全责备。然而10多年的司法实践证明，这一制度本身的缺陷，尤其是离婚损害赔偿中第三人的侵权行为无法规治，制约了离婚诉讼中无过错方的权利救济，助长了婚姻法第四十六条4种情形的蔓延和加剧，影响了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稳定与巩固。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助长了侵权第三人损人利己的恶行
从现实生活言，第三人与配偶的一方（即过错方）共同侵权，或重婚，或与之同居，或鼓动过错方实施家庭暴力，或唆使过错方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多数情况下婚姻法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的四种法定情形都有表现，有些第三人的恶劣程度甚至较之于过错配偶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上，第三人已经成为侵犯我国配偶权的帮凶，甚至成为我国婚姻家庭解体的罪魁祸首。就是这样一个损人利己的第三人，法律不但不予以惩治，而且还被排除在离婚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之外，这无论从道德角度还是法律角度，都是说不通的，往往引起民众对法律的不理解和不信任。
第二，有悖于侵权责任法的基本原理
2009年12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并于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侵权责任法》，其宗旨在于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稳定。[4]为贯彻这一立法宗旨，该法规定了一系列原理、原则、规则与方法，仅适用离婚损害赔偿的侵权第三人的，即有以下精神：一是，有过错即应承担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三人明知其行为侵犯了婚姻当事人的配偶权、婚姻家庭权以及名誉权和财产权等，却故意为之，理当对自己的不法行为承担侵权责任。二是，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第三人与配偶一方共同侵害配偶另一方的合法权益，因而第三人应当受到离婚损害赔偿的无过错方的同案起诉，承担共同侵权损害的赔偿责任。三是，《侵权责任法》的利益平衡功能要求，《侵权责任法》强调损害填补或补偿功能，目的在于对受到损害的民事权益进行保护，旨在使其得以补救与修复。[5]另一方面，要求对侵权行为人施以制裁，否则不能平复受害人遭致的创伤，这就必然要求第三人同案接受司法制裁，以实现侵权责任法的利益平衡功能。如果说，“不允许任何人从自己的过错行为中获得好处”，是一个古老的自然正义法则，那么，任何人不得因自己的不法行为免受追究，则应作为现代司法正义之法则。
第三，制约了无过错方的正当权利救济
众所周知，离婚损害赔偿之诉中的“无过错方”，实际就是婚姻与家庭不幸中的受害人，他（她）之不幸是由于自己的配偶与第三人勾搭成奸并促使其家庭破裂、婚姻解体。从某种程度讲，第三人的恶行甚至比自己的配偶更无耻，更可恶。一个好端端的家庭破裂了，原本恩爱的夫妻感情死亡了，其内心之痛、离弃之恨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面对受害人的这种无助处境，代表人民意志的法律却不准受害人向侵权第三人起诉，在第三人免除侵权责任的前提下，受害人的正当权益何以实现，且不说索赔无望，甚至连法定的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等道义上的安抚都无法获得。法律之正义何以体现？
第四，加剧了社会主义婚姻家庭的不稳定
笔者研究发现，我国从“50婚姻法”到“80婚姻法”的30年大跨度中，我国婚姻家庭的保守型状态，使我国婚姻家庭在这一时期相当稳定和谐，即使局势动荡多变，如建国初期的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三反五反及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以及“文革”十年内乱的痛苦经历，夫妻和谐，家庭稳定，在建国60多年中离婚率最低，成为我国婚姻家庭稳定和谐的“黄金时期”。[6]而“80婚姻法”到2001年修改婚姻法的20年中，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反映在婚姻家庭上即是动荡与不安，2001年到现在更是恶作剧式的巨变。据媒体透露，仅2011年的一季度，我国就有46.5万夫妻办理了离婚登记，平均每天有5000多个家庭解体，较2010年同期增长17.1%。[7]
三、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立法修改之必要性与可行性
从理论上说，法律规则从其颁布时就是过时的，法律漏洞是绝不可避免的。[8]其原因在于，法律规则的相对稳定与社会发展之快速所形成的不协调性。正因为如此，有学者发出感叹，认为法律应当具有成长的品质，不但要规范现在的社会，还要引导社会的发展。[9]就本文所论离婚损害赔偿中第三人的侵权责任之承担，当时规定不作为侵权主体参与诉讼，可能具有其合理性，但十多年的司法实践证明确有不合理性，且其可诉性无可置疑，因此，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修改巳经具备了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修改之必要性分析
首先，婚姻法修改在前，宪法修改在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再修改具备了宪法根据。根据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二十四条规定：宪法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因此，人权入宪是本次修宪的标志性亮点，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对其他部门法的制定、修改或废除具有决定性、引领性作用，给婚姻法的修改奠定了基础。而且，强化广大妇女这一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本身即是宪法人权保障精神之体现。因此，婚姻法相关条文的再修改，已属顺理成章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