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勒的信赖利益理论与缔约过失之比较研究

吕巧珍
（清华大学法学院 北京 100084）


摘要：富勒提出的信赖利益理论和大陆法系的缔约过失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有共同性，尤其是富勒作为事实提出的信赖利益发挥功能的典型领域。不过，他们论述问题的角度还是不同的，信赖利益赔偿的范围也有一定的差别。从总体上看,两个理论都对两大法系的制定法和法理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促使我们重新考虑契约法和侵权行为法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信赖利益 缔约过失 论述角度 信赖利益的赔偿范围 影响

富勒在美国契约法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他和他的学生帕迪尤发表的文章《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被认为是在契约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该文中，富勒通过对损害赔偿目的的认真研究，发现了隐身于现实实定法契约责任背后的基础——信赖利益，①并提出，如果原告基于被告允诺的信赖，而改变了自己的处境，或者错过了订立其他合同的机会，那么就应该赔偿原告因信赖被告的允诺而遭受的损害。这就打破了美国契约法上传统的损害赔偿原则，即“要么赔偿期待利益，要么没有责任”，为英美传统的契约法理论提供了另一种救济方式。与富勒的信赖利益理论相类似的，在大陆法系为缔约过失理论，它是由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提出的。耶林于1861年首次以历史与理论的观点对缔约过失加以论述,他认为：于契约成立之前，在特定要件下缔约当事人已经进入一个具体的、而且可以产生权利义务之债的关系,[1]违反了债务，就应当依当事人订立或所欲订立的契约承担责任。这项规则被德国的Hans Dolle教授誉为“法学上的发现”。富勒提出的信赖利益理论在于避免严格约因主义的适用，填补受害人因信赖允诺而遭受的损失，其功能和大陆法系的因缔约过失而赔偿受害人的信赖利益是一样的。因此学者常常将富勒的贡献类比耶林对于大陆法系的贡献。不过，由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法律传统不同，缔约过失理论和富勒提出的信赖利益理论在论述的切入点、责任基础以及范围和内容等方面也存在差异。因此，本文主要是从比较的角度来对英美法系尤其是富勒提出的信赖利益理论和大陆法系（主要是德国）缔约过失理论进行简略的比较分析，以期达到对两个理论有更深的理解。
一、从理论产生的背景和角度来分析：
学者之所以将信赖利益理论和大陆法系的缔约过失理论相对照，主要是两者存在很多相似之处。首先，富勒本人对德国法学很有研究，而且对耶林的缔约过失理论持肯定的态度，因此,他的信赖理论有一定的缔约过失的理念；其次，最重要的是，富勒作为事实提出的信赖利益发挥功能的典型领域和大陆法系缔约过失责任的类型很多都是相同的。富勒在其文章的第二部分列举了大量的实例，说明了在理论上一直被忽视的信赖利益的赔偿在现实的判例中正在进行，尽管一般是很隐蔽的形式。富勒提出的信赖利益赔偿的判例形式主要包括：期待利益无法确定的损害赔偿；合同不能与目的落空时的损害赔偿；表述或者法律效力不完善时的损害赔偿；涉及非商事性标的的交易；错误陈述的责任，撤回要约或允诺时的损害赔偿，以及以期待利益的赔偿会给允诺人施加不当负担的判例，等等。实际上在此之前，对于错误的制度、胁迫和不当影响的制度、无主体资格和滥用代理权的制度以及错误陈述制度等，普通法中的解决办法是只能解除合同，然后返还不当得利，而不能要求损害赔偿。其原因就在于没有约因就没有合同，没有合同就没有责任。但是富勒通过归纳的方法分析指出：这样的判例很多都判予了受害人以信赖利益的赔偿，这些判例的形式和大陆法系缔约过失责任的类型很相似。缔约过失责任是缔约人故意或者过失地违反先契约义务时依法承担的民事责任，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类型，虽然大陆法系各个国家的具体法律规定不同，但是一般情形下，缔约过失制度应用广泛，主要也包括了契约不成立、无效或可撤销、无权代理所产生的损害赔偿，缔约之际没有尽保护义务、通知义务、保密义务等产生的损害赔偿，撤回或撤销要约不当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害赔偿，撤回承诺不当时的损害赔偿[2]等等，在此情形下，加害人要赔偿受害人的信赖利益的损失。同时，在富勒列举的许多判例中包含的契约和侵权行为的中间领域，也可以看作大陆法系的因契约不成立、无效或者可撤销等产生的损害赔偿。因此，虽然大陆法系缔约过失的类型采取的是演绎的方法,即先规定缔约过失责任的涵义,再看哪些情况适合此规定,和富勒的通过列举案例得出结论的方法不同,但在先契约责任问题上，富勒的信赖利益理论和大陆法系的缔约过失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再次，缔约过失责任的法律效果是加害人赔偿受害人的信赖利益的损失，这和富勒的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在名称上相同；最后，富勒主张信赖利益的目的在于探究对违反约定的司法干预之正当性的根据，[3]而大陆法系将缔约过失理论纳入现行法律体系时，主张其法律基础或为侵权或为契约，其实质也是使法官在做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判决时有法律依据。因此，基于以上几个相似点，将富勒的信赖利益理论和缔约过失制度做类比是很有意义的。
不过，富勒的信赖利益理论和大陆法系的缔约过失责任进行论述的角度是不同的。富勒提出信赖利益理论主要是从损害赔偿的范围着手，来说明契约效力的根源。英美传统法上“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损害赔偿方式，其理论根源在于其约因理论。约因的概念产生于英国，发展和完善于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构筑了形式主义的约因理论。根据霍姆斯的论述，约因是一种限制契约责任范围的工具。他指出：“契约的全部意义在于它的正式性和外在性。”除非契约的形式已经具备，否则既不存在契约，当然也无契约责任。[4]这个外在的形式就是约因。该理论表现在契约损害赔偿责任方面就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模式，同时，美国契约法上的损害赔偿始终是以期待利益的赔偿为目的，因此，传统的损害赔偿模式就是：如果存在约因，就要赔偿全部的期待利益；如果没有约因的存在，则不对受害人赔偿。这样将损害赔偿责任就限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于此范围，责任才是绝对而无条件的。霍姆斯及其后继者主要是威利斯顿的约因理论表现在《合同法重述》第75条中。虽然《合同法重述》第90条规定了“允诺禁反言”原则，但它只是约因的例外替代，即一方合理信赖另一方的允诺而作为或不作为，并为允诺人可预见的，视为有适当的约因，允诺就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在该情形下的损害赔偿，仍然是赔偿全部的契约赔偿请求（a full contractual recovery）。富勒指出，“反对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处理方式，这不仅是由于部分即足以使原告获得充分的填补时这一处理方式可能使他获得了全部，更有甚者乃是在那些原告急需且适合部分时由于法院不敢给他全部则可能使他落个全无。”[5]因此他主张赔偿信赖的必要性必须作为一种独具特征的允诺利益而给予特别的保护，这样就增大了契约损害赔偿的场合。至于法律为什么保护期待利益，富勒认为，保护期待利益的目的在于保护信赖利益，因为信赖利益中机会的损失难以计算，而期待利益是合同的价格，计算起来较为简单，这样保护期待利益成了保护信赖利益的替代物，才产生合同法上损害赔偿以期待利益为目的。法律对信赖利益的保护是对于只承认期待利益的赔偿或责任否定的二者必居其一的传统契约法理论的突破，它发挥着开拓中间救济道路的功能。
大陆法系的缔约过失理论并不是从损害赔偿的范围来论述的。德国普通法时期过分注重意思说，强调当事人主观意思的合致，故不足适应商业活动的需要；要约承诺传达失实，相对人标的物的错误，俱足以影响契约的效力。[6]基于这样的事实，耶林提出，契约因当事人一方的过失而不能成立时，有过失的一方就他方当事人因信赖契约成立而遭受的损失，负赔偿责任，而且是依所欲订立的契约而不是根据侵权来承担责任。在缔约过失理论刚提出时，只是适用于契约不成立或无效的场合，后来德国判例学说进一步贯彻他的理论，认为即便是没有缔约行为或者缔约上的意思，也可以直接有客观的社会关联产生法律关系以及债的关系。缔约过失理论提出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如何使这一制度溶入现行的法律体系，也即缔约过失责任的归属，学说多有争议，主要有侵权行为说，法律行为说和法律规定说三种。有学者认为,耶林在建立缔约过失责任之时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念:侵权行为仅适用于尚未频繁社会接触而结合的当事人之间的冲突，而当事人缔约时已经进入一个具体的生活关系，负有互相照顾的义务，这种义务要高于侵权法中所要求的注意义务，因此，违反此义务就不应该按照侵权行为的规定来负责任；同时德国民法中第823条所保护的为所有权及其它权利，对于财产本身并不保护，并且即便是符合了缔约过失的要件，则因有雇佣人免责的规定、时效、举证责任等问题，对受害人保护不周，因此，侵权行为说不可取。耶林主张的法律行为说因为纯出于拟制当事人的意思，在理论和实务上有很大的缺陷，也不足取。最终德国判例学说肯定当事人因缔约行为而产生了一个类似契约的信赖关系，并属于法定债的关系，这在实体法上体现为修改前德国民法典第242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而修改后的德国民法典于311条第2款、第3款明确地规定了缔约上过失的一般理论。
由此可以看出，德国式的契约缔结上的过失论，从契约的无效、不成立场合下的损害赔偿开始，扩大到不问契约效力存在与否，只要有契约接触场合下的一般的保护义务。在此核心的争点首先是应否肯定这种责任，且如果肯定之，其法律性质如何，即该责任应看成契约责任还是应以侵权行为法来处理？[7]与此相对，富勒所提出的问题的核心始终在于契约责任上的损害赔偿的范围如何，即他着手的不是契约法和侵权行为法的中间领域，应归属于哪类的问题，而是传统上契约责任的赔偿形式主要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形式还是更多场合采取信赖利益的赔偿？简言之，前者是从契约外的法律关系来论述信赖利益的赔偿责任，而后者是从契约内的法律关系来研究的。
二、信赖利益的范围和限制分析：
富勒在其文章的第二部分所列举的诸多案例中说明，法院在很多情况下判予被告赔偿信赖利益，大陆法系的缔约上过失所产生的法律效果也是信赖利益的赔偿，两者在范围和损害赔偿的限制方面有很多共性，当然也有不同之处。
区分判予契约损害赔偿所可追求的三种主要目的，富勒将契约利益分为返还利益、信赖利益和期待利益。如果基于对被告允诺的信赖，原告向被告交付了某些价值，被告未履行其允诺，法院可以迫使被告交出他从原告处接受的价值，[8]这种利益就称为返还利益（the restitution interest），对此保护意味着防止不当得利；所谓信赖利益是指原告信赖被告的约定使自己产生的自我状态的变更。对此的保护意味着将原告恢复到与允诺做出前一样的处境；期待利益是基于双方的约定创造出来的期待的价值，对此的保护意味着，将原告置于与契约已被履行相同的地位。大陆法系将契约利益分为履行利益、信赖利益和完全性利益（维持利益）。履行利益是指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有效成立，但因债务不履行而发生的损失，又称为积极利益或积极的合同利益；信赖利益是信赖法律行为有效而该行为无效或可撤销时所蒙受的损害，也称为消极利益或消极的合同利益；完全性利益是指违反保护义务，侵害相对人身体健康或所有权，受害人于健康或所有权所受的一切损害。在这种情形下也可认为构成缔约上过失时，应由加害人赔偿此类损害，而此可能远逾履行合同所生的利益，却并不发生以履行利益为限界的问题。[9]对履行利益的赔偿是为了使当事人达到合同履行后所应达到的状态，对信赖利益的赔偿是为了使受害人恢复到缔约前的经济状态。这和富勒讲的期待利益和信赖利益的目的是一致的。大陆法系的履行利益和富勒所称的期待利益在内涵和外延上相近，一般也可以认为是相同的，不过，信赖利益的范围却不相同。
富勒认为信赖利益可以分为两类：必要信赖（essential reliance）和附带信赖(incidental reliance)。必要的信赖是原告通过合同所可获得好处的“代价"，它包括对双务合同中明示或默示条件的履行、对单务合同中所要求之行为的履行、为这两种案型的履行所做的准备以及因缔结合同本身所受的损失，如错过缔结其他赢利合同的机会。附带信赖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可以从合同中预想到的，但却不构成完善原告合同权利的必要行为，他不能够被看作是被告履行的“代价”。而大陆法系的信赖利益包括所受损害和所失利益。所受损害是被害人既存财产减少而受到的损失，比如因身体受伤在治疗上所支出的医药费，所失利益是指现存财产应增加而不增加所失的损失，比如因身体受伤不能工作减少的工资。具体来讲，所受损害包括（1）订约费用，包括邮电费用，去订约地或者查看契约标的物所支出的费用；（2）准备履行的费用，包括为给付标的物或受领对方给付所支出的费用；（3）提出之给付，例如对金钱和物的给付，（4）其他 ，所失利益主要是为丧失有利订约机会的损害[10]。这和富勒的信赖利益相比较，富勒的信赖利益的范围不包括大陆法系信赖利益中所受损害中的第三项“提出之给付”，而是将其视为返还利益的部分。（不过，在德国对于此种情形受害人当然可以依不当得利提出返还请求，但是也可以基于信赖利益提出，盖此为信其契约有效而受之损害也。①这样做的优点在于使损害赔偿请求权人不必承担给付标的物的意外毁损或灭失的风险。）因此，富勒信赖利益的范围较大陆法系的范围小。
对于信赖利益的赔偿是否要求期待利益作为最高的限额，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基本的原则上是给予肯定的，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第一次《合同法重述》第333条a款规定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全部赔偿不得超过“全部合同价格”，富勒对此不予认同。依他的观点，这一公式只能作为一种一般性是有用的，在某些具体的案件中很有可能对原告会显得过于苛刻，也有可能其对原告宽宏大量而被拒绝。因此，应该根据不同的信赖来确定是否需要期待利益作为损害赔偿的最高限额。对于必要信赖，应该以合同价格为最高限额，因为如果对此不加以限制的话，那么就表明原告签订一份亏本的合同，就是允许原告将自己的合同损失转嫁给被告。为了避免这样的结果，必须通过参照从其所要从事的生意合理的预期到的利润或损失，来限制原告获取得赔偿。在涉及附带利益的场合没有理由以“合同的全部价格”亦即“客观”的期待限制赔偿，因为此种信赖的负担以超过“全部合同价格”的数额转嫁给被告并不够成将原告的合同损失转嫁给被告。在这里，富勒以一古老的英国判例说明问题。该案中租户租房用来开店，他同时买进一批货物准备开业后销售。房东毁约不租给房子，他告到法院不仅诉回房租，而且那批货价也得到赔偿。原告根据租房合同所进的货便属于附带信赖。对于这样的信赖，若是可以预见的，不应以合同价格为限度。同时，富勒认为，像大陆法系国家对于未臻完善的合同的损害赔偿以期待利益为限，应该是值得赞同的，因为如果不那样的话，便会给相对方加以沉重的负担。
大陆法系对此也有讨论，德国民法和日本的判例均认为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数额应该不超过履行利益，德国民法典第122条对撤销意思表示人的损害赔偿做了限制，“但赔偿数额为不得超过另一方或者第三人于意思表示有效时所受利益的数额”，第179条规定在无权代理的情况下代理人的赔偿数额“不超过另一方当事人在合同有效时可得到的数额”。修改前的德国民法典第307条也规定了客观不能而致契约无效的情况下“赔偿额不得超过另一方当事人在合同有效时享有的利益的金额”，不过德国学者对此条文有疑义，认为以不能的给付为标的的契约没有必要让它无效，而且第307条得客观不能是以当事人一方有过失为要件，第122条并没有规定损害赔偿义务人有过失，所以两者不能相提并论，也就是在第307条规定的情况下，不应该以履行利益为损害赔偿的最高限额。基于这样的认识，德国判例对于因订约上过失所生信赖利益之损害赔偿，明白表示不以履行利益限制之。[11]修改后的德国民法典综合采纳了各种情况和学说，将第307条删除了。总体来说，大陆法系的学者也认为，一般言之，被害人得请求的，系若无加害行为时，其所处的状态，故应以信赖利益为原则，至其范围，视违反义务的态样及侵害行为而有不同。若因违反保护义务，侵害相对人的身体健康或所有权，则加害人所应赔偿的，系被害人于其健康或所有权所受的一切损害，也就是维持利益，可能会超过履行理由，不发生以履行利益为限的问题，如果违反的是信赖义务，例如没有适当说明而使他方支出无益的费用时，那么加害人赔偿的也以履行利益为限度。[12]
关于其它的限制条件富勒并没有做出详细论述，但是美国契约法的理论是将信赖利益的赔偿纳入合同诉讼之中，所以对于信赖利益的赔偿也和期待利益一样，受到减损原则、可预见性原则和费用支出的确定性等的限制，使信赖利益不至于蔓延扩大到不可限制的地步。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做法相似，信赖利用的赔偿也会受到相当因果关系、减损规则以及损益相抵等规则的限制，但是在与有过失的情况下，受害人是否还有权请求信赖利益的赔偿，有学者认为根据法条的规定，必须是信赖人善意无过失，如不具备该条件而受到损害，亦系咎由自取，法律自无须再予保护。[13]也有人认为在不同的情况下，被害人有过失者，法院得减轻赔偿余额或免除之。[14]英美法系契约责任是严格责任，不考虑当事人的过失，并且其减损规则可以起到和与有过失相同的作用，因此也就不存在与有过失是否适用的问题。
对于非财产损害赔偿，不管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国家都采取了一种很谨慎的态度，在法律规定的几种情形下才可以请求，所以对于违约而产生的精神痛苦，一般不得请求损害赔偿。
三、地位、影响和意义：
富勒的信赖利益理论对于英美的契约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法哲学上，其信赖利益理论对传统的约因理论产生了重大的冲击，并且对传统的侵权行为法和契约法的划分也提出了质疑，同时，学者阿提亚发展了富勒的信赖利益理论，提出了新的信赖理论，对契约的效力的根源进行了重新阐释。在实定法上，富勒划分的信赖利益和期待利益以及返还利益成为英美契约法上最基本的概念构成之一。《合同法重述》（第2版）新增加了第344节规定了合同的“救济目的”，其中就是划分了三种利益。[15]重述第347条规定了“损害赔偿的一般计算标准”，即“按照第350－53条所述之限制，受害方有权请求基于其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在由于他自己的违约（第374条）、履行不能和目的落空（第377条第1款）、根据《欺诈法》（第135条）和由于对方当事人基于如下理由得撤销：错误陈述、胁迫、错误和无行为能力（第376条）等情况下，适用返还利益的赔偿；在第87、89、90、139条规定的情形下，即允诺的执行力的基础在于信赖时，法院可执行该允诺，但将受诺人获取得赔偿限定于其信赖利益。第349节规定了基于信赖利益判予损害赔偿作为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的替代方式。不过，在第349条的评论中，对信赖利益的划分和富勒的划分方法不同，它将信赖利益分为利润不确定时的信赖利益和其他场合的信赖利益，而没有采取必要信赖和附带信赖的概念；《合同法重述》（第2版）中对信赖利益的赔偿的范围也没有像富勒在文章中所述的范围广，其规定的信赖利益的赔偿最主要适用于以下三种情况：（1）对期待利益的确定性无法证明的情况，（2）当事人做了一个亏本的买卖，（3）“允诺禁反言”的情况。①
《合同法重述》（第2版）没有对信赖利益的赔偿是否以期待利益为最高限额的问题做出规定。但不管怎样，一条适用的原则是：对信赖某合同而发生的损失寻求赔偿的诉讼中，我们不会故意使原告处于一种比假定合同得到了完全的履行他所处的状况会更好的状况。
耶林提出的缔约过失制度，对于其它国家法律的形成也有很大的贡献。德国民法制定时，对缔约过失理论进行过讨论，其究竟为侵权行为或者是一种法律上义务的违反，还不清楚，所以应由学说判例加以发展完善，因此德国民法典问世时，并没有规定缔约过失的一般理论，只在有限的范围内得到了承认。[16]不过，随着判例学说的发展和诚信原则的广泛适用，缔约过失制度已经成了一个适用范围广泛的一般原则，并且对外国的学说判例以及立法方面产生很大的影响。意大利民法典第1337条对“谈判和签约前的责任”做出规定：“在谈判和缔结契约的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应当根据诚信原则进行之。”第1338条规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契约无效原因存在一方，没有将其通知另一方，则该方要为此就对方在契约有效期内基于信赖、没有过错而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这实际上是一般性的肯定了缔约过失责任。希腊民法典和以色列一般契约法对缔约过失责任也有规定①。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师承德国，所以在缔约过失的规定上基本和德国民法典保持一致。我国大陆也于合同法第42、43条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的一般原则。所以有学者说，耶林氏理论的发展遍及全球，影响深远。[17]
当然，富勒的理论和耶林的理论提出来之后，都曾受到了一些批判。富勒在文章的后部也论述到对他的法律主要保护信赖利益的理论，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担忧，一是对信赖利益的赔偿可能会混淆合同法和侵权法之间的界限，二是普遍采纳信赖利益理论会害及法律的安定性，三是普遍承认信赖利益会不适当地扩张法律干预的领域。而大陆法系的缔约过失责任遭受批评的地方，主要也是认为缔约过失责任会扩大法律干预的领域。针对这些反驳，富勒认为，对于“冲破部门之间的障碍将会表征对法律思想的重大贡献”；采取信赖利益理论可使得原来“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处理方式摆脱偶然因素；信赖利益的范围也必须确定，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同时对于其他人的反驳，从其反面来说，也正好说明了十分有必要普遍承认信赖利益。从这里可以看成，富勒想通过信赖利益理论，使得由信赖允诺而造成的损害成为契约上赔偿的一种救济方式，在这一点上，富勒和耶林的贡献可以说是非常相同的，因为两者的理论都是对纯以抽象的概念或者逻辑构成的法律体系的突破，将道德义务溶入法律范畴，以社会生活填补法律的漏洞。[18]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在本旨上相同的两个理论——信赖利益理论和缔约过失理论，经过其他学者的引用就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两个结论。美国著名学者吉尔莫在其著作《契约的死亡》中引用富勒的信赖利益理论作为论据，来证明契约正一步步的走向死亡。因为对于契约法适用信赖利益的赔偿，就和侵权行为法上的利益赔偿的要求是相同的，所以吉尔莫认为，契约法和侵权行为法的界限在慢慢消失，契约法为侵权法所吞并（或者它们都被一体化的民事责任理论所吞并）是其命中注定；[19]而耶林在提出缔约过失责任时，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证明它不属于侵权责任，而且它比侵权责任有着很显著的优点就是在过错的举证上的便利和时效的不同，因此，大陆法系的有些学者认为契约责任的范围伸向侵权责任的领域。不过虽然结论不同，但是这也正说明了契约法和侵权行为法的相互渗透。王泽鉴先生在《债法对第三人的保护效力》中揭示了债法的另一条发展轨迹，人类早期社会偏重于用侵权行为法来调整横向关系,契约的违反，也被视为侵权行为。关于这点，吉尔莫在其文中做了相同的论述；至罗马法时期以降，因商品交换活动的频繁，当事人之间信赖增加，因而建立契约制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契约关系逐渐扩张，与侵权行为法并峙，乃至侵蚀侵权行为法；近现代以来，若干原属于侵权行为法的法律关系，例如缔约过失，积极侵害债权等亦被视为契约关系，受契约法的约束，契约关系的效力，予以扩张适用。许多德国学者称之为“侵权法向合同法的位移”②。基于以上所述，可否这样认为：在现代民法中，并非仅存在侵权行为法吞并契约法，或契约法吞并侵权法，而是侵权行为法与契约法相互融合的趋势加强，并且和富勒所持观点一样：冲破部门之间的障碍将会表征对法律思想的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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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美]格兰特·吉尔莫. 契约的死亡[A].曹士兵、姚建宗、吴巍译. 梁慧星主编.为权利而斗争[C].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68.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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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梁慧星. 民法解释学[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5.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uller's Theory of Reliance Interest and Culpa in Contrahedo
Lv Qiao-zhen
(School of Law of Tsinghua Univ.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L.L Fuller's theory of reliance interest has something in common with "culpa in contrahedo"in continental law system to a certain extent, especially in the typical field where the reliance interest exerts its functions, which was brought forward as a fact by Fuller. But then the angle of discussing these two theories is different, so does the range of the reliance damages. On the whole， they have a profound effect on both statutory law and philosophy of law in two legal systems, and they also impel us to reconsid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ract law and tort law.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办法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2009〕15号


《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办法》已于2009年5月21日经重庆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7月1日起施行。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9年5月21日





《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办法》


（2009年5月21日重庆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本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监督职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进依法治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监督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职权，应当围绕国家和全市工作大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第三条 人大常委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依法集体行使监督职权。

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职权的情况，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接受监督。

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职权的情况，向社会公开。

第四条 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以下简称主任会议）依法处理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职权的重要日常工作。

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以下简称专门委员会）在本级人大常委会领导下开展监督工作。

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承办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的具体事项。

第五条 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对象：

（一）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和派出机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者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三）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

（四）依法应当由人大常委会监督的其他对象。

第六条 人大常委会实施法律监督的内容:

（一）本级人民政府发布的规章、决定、命令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二）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作出的决议、决定；

（三）依法由人大常委会实施法律监督的其他事项。

第七条 人大常委会实施工作监督的内容：

（一）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执行情况；

（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和预算以及本级人大常委会对其作出的部分变更决定的执行情况；

（三）本行政区域内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社会保障等工作的重大事项；

（四）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履行职能的情况；

（五）依法向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的议案和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以及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提出的申诉、控告、检举的处理情况；

（六）依法由人大常委会实施工作监督的其他事项。



第二章 听取和审议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



第八条 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的议题，根据下列途径反映的问题确定：

（一）本级人大常委会在执法检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

（二）本级人大代表对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工作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集中反映的问题；

（三）本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的比较集中的问题；

（四）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在调查研究中发现的突出问题；

（五）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来信来访集中反映的问题；

（六）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人大常委会反映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制定的文件存在的突出问题；

（七）向社会公开征集到的突出问题；

（八）社会普遍关注的其他问题。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本级人大常委会要求报告专项工作。

第九条 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年度计划，由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室）汇总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收集整理的议题，提出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年度计划建议方案，在征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及相关方面意见后，于每年第一季度由主任会议通过。

年度计划需要作个别调整的，由主任会议决定。

第十条 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年度计划，由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室）印发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报告机关，抄送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一条 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前，主任会议可以组织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本级人大代表视察或者专题调查研究，也可以要求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开展调查研究。视察或者专题调查研究可以邀请有关专家参加。

专题调查研究结束后应当提出报告，印发人大常委会会议和报告机关。

第十二条 在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三十日前，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应当将有关国家机关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各方面对该项工作的意见进行汇总，以书面形式交由报告机关研究，报告机关应当在报告中作出回应。

第十三条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本级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的二十日前，将专项工作报告送交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征求意见。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应当在收到报告五日内提出修改意见，以书面形式反馈报告机关。报告机关对报告修改后，在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的十日前送交人大常委会；不宜修改的，应当说明理由。

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的七日前，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室）应当将专项工作报告发给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并抄送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

第十四条 人民政府专项工作报告的主要内容涉及重大、综合性事项的，由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或者分管负责人向人大常委会会议作报告；其他事项，可以委托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作报告。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由院长、检察长向人大常委会会议作报告；院长、检察长因故不能作报告的，可以委托副院长、副检察长作报告。

人大常委会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时，报告机关的负责人和其他与专项工作报告内容有关的部门负责人，应当到会听取审议意见，回答询问。

第十五条 专项工作报告不能如期送交的，或者报告人不符合本办法要求的，报告机关应当说明原因，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列入本次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

第十六条 人大常委会在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时，可以组织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本级人大代表对报告机关的专项工作进行评议；根据评议情况，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可以按“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等次对报告机关的专项工作进行满意度测评。

对报告机关专项工作进行评议后，报告机关应当根据评议意见制定整改方案，在一个月内将整改方案报送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在评议意见要求的时限内向人大常委会报告整改情况。

对报告机关专项工作进行测评,满意和基本满意人数未超过人大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半数的，报告机关应当向人大常委会重新报告,并由人大常委会会议进行审议。

第十七条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专项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由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及时汇总整理，经主任会议通过，由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室）交报告机关研究处理。

审议意见应当包括对专项工作报告的总体评价、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工作的建议和办理期限等内容。

第十八条 对人民政府专项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应当由政府市长、区县（自治县）长办公会议或者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处理；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专项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应当由审判委员会会议或者院长办公会、检察委员会会议或者检察长办公会研究处理。

第十九条 报告机关应当将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由其办事机构送交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征求意见，并在审议意见规定的期限内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提出研究处理报告，由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室)发给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对专项工作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不满意的，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书面联名，区县（自治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三人以上书面联名，可以建议本级人大常委会会议对报告机关的研究处理报告进行表决，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经表决未获人大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通过的，由报告机关重新研究处理，并在六十日内重新向人大常委会提交研究处理报告。

第二十条 人大常委会认为必要时，可以对专项工作报告作出决议；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决议规定的期限内，将执行决议的情况向人大常委会报告。

第二十一条 人大常委会听取的专项工作报告、审议意见、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报告或者执行决议情况的报告，由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向本级人大代表通报并向社会公布。



第三章 审查和批准决算，听取和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听取和审议审计工作报告



第二十二条 人民政府应当在每年六月至九月期间，将上一年度的本级决算草案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审查和批准。

决算草案应当按照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预算所列科目编制，按照预算数、调整数或者变更数以及实际执行数分别列出，并作出说明。

第二十三条人民政府应当在每年六月至九月期间，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本年度上一阶段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

经济运行出现重大情况时，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

第二十四条人大常委会应当重点审查决算草案和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下列内容：

（一）预算收支执行情况，各项数据是否完整、真实、准确；

（二）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三）预算支出执行结果是否符合公共财政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

（四）重点支出的安排和资金到位情况；

（五）预算超收收入的安排和使用情况；

（六）上级财政补助资金的安排和使用情况；

（七）向下级财政转移支付情况；

（八）本级财政的债权与债务情况；

（九）部门预算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

（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批准预算的决议的执行情况。

第二十五条 人大常委会审查和批准决算草案，根据情况按照下列方式处理：

（一）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可以就决算的有关问题提出询问或者质询；

（二）决算草案涉及问题特别重大或者有关重大事实不清的，人大常委会可以依法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

（三）决算草案未获得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的，人民政府应当依法重新编制决算草案，提请下一次人大常委会会议审查和批准。

第二十六条 人民政府应当自本级人大常委会批准本级决算之日起三十日内，将本级人民政府决算及下一级人民政府上报备案的决算汇总，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人民政府对下一级人民政府报送备案的决算，认为同法律、法规相抵触或者有其他不适当之处，需要撤销批准该项决算的决议的，应当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决定；经审议决定撤销的，该下一级人大常委会应当责成本级人民政府依法重新编制决算草案，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审查和批准。

第二十七条人大常委会每年审查和批准决算的同时，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提出的审计机关关于上一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人大常委会对其履行职责中发现并需要审计机关审计的重大事项，可以要求同级人民政府责成审计机关进行审计并报告审计结果。

第二十八条人大常委会重点审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下列内容：

（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主要指标的实现情况；

（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主要措施的落实情况；

（三）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和重点建设项目的执行情况；

（四）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的执行情况。

第二十九条 根据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的需要，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可以听取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关于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汇报，对经济形势进行分析研究。

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提供经济运行情况的信息材料和相关说明，并派负责人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第三十条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和审计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交本级人民政府研究处理。人民政府应当将研究处理情况和执行审计工作报告决议的情况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提出书面报告。

人大常委会听取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和审计工作报告及审议意见，人民政府对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或者执行决议情况的报告，由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向本级人大代表通报并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一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在执行过程中需要作部分调整的，人民政府应当将调整方案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审查和批准。

第三十二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在规划实施的中期阶段，人民政府应当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规划实施中期评估报告。规划经中期评估需要调整的，人民政府应当将调整方案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审查和批准。

第三十三条预算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在执行过程中需要作部分调整的，人民政府应当将调整方案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审查和批准。

严格控制不同预算科目之间的资金调整。预算安排的农业、教育、科技、环保、文化、卫生、社会保障资金需要调减的，人民政府应当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审查和批准。

第三十四条人大常委会重点审查预算调整方案的下列内容：

（一）调整或者变更的依据是否合法，理由是否充分；

（二）调整或者变更的预算是否收支平衡。

第三十五条 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在本级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审查和批准计划或者预算调整方案的一个月前，将计划或者预算调整初步方案送交本级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或者送交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征求意见。

第三十六条 以本级预算、决算为重点的公共财政信息应当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开。

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负责本级人大常委会审查和批准决算以及监督预算执行中有关公共财政信息公开的工作。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决算、预算调整或者变更及其有关决议，应当自批准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开。

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根据法定职责向社会公开公共财政信息。



第四章 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



第三十七条 人大常委会每年有计划地开展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的议题，参照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途径确定。

第三十八条 实施执法检查计划的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在调查研究后，拟订执法检查方案，提交主任会议通过。执法检查方案应当包括执法检查内容、方式、时间安排和检查组成员名单。

第三十九条 执法检查组成员，按照精干、效能的原则，从本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有关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负责人中确定，可以邀请本级人大代表参加。

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市人大常委会委托下一级人大常委会进行执法检查时，受委托的人大常委会可以邀请上一级人大代表参加。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改进意见，可以与受检查单位进行沟通和交换，并将执法检查情况书面报告上一级人大常委会。

第四十条 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可以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个别走访、抽样调查、实地考察、问卷调查、设立专线电话以及查阅有关材料等方式进行，也可以委托有关机构进行社会调查或者检验、检测并出具报告。

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根据人大常委会的执法检查安排，可以在本系统内先行组织自查，并在人大常委会开展执法检查时，如实汇报情况，提供资料。

第四十一条 执法检查组应当提出执法检查报告，经主任会议决定，提请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执法检查报告的内容包括对所检查的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总体评价、存在问题和原因分析、改进工作和处理违法问题的建议、对有关法律法规提出修改完善的建议等。

第四十二条 执法检查计划的形成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执法检查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形成、送交、研究处理、向社会公布等，参照本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三条人大常委会根据下列情况可以组织跟踪检查：

（一）执法检查中发现重大问题以及其他情况需要进行跟踪检查的；

（二）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已经采取整改措施，但有必要了解整改措施落实和目标实现情况的；

（三）法律、法规实施主管机关整改工作措施不力的。

人大常委会可以委托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组织跟踪检查。

第四十四条 对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重大典型违法问题，主任会议可以交由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应当向主任会议报告，主任会议可以根据情况，要求有关机关限期处理并报告处理结果。

主任会议认为必要时，可以将有关机关的处理结果报告提请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对特别重大的典型违法问题，人大常委会可以依法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

第四十五条 根据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年度计划、执法检查年度计划的安排，执法检查报告内容与专项工作报告内容有关联的，可以将两个报告列入同一次人大常委会会议议题，先由有关机关报告专项工作情况，再由执法检查组报告检查情况，人大常委会会议一并进行审议。



第五章 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



第四十六条 需要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是指市人民政府、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在其行政辖区范围内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文件。

第四十七条 市人民政府、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应当在通过或者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报送市人大常委会备案。

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应当在通过或者发布之日起十五日内报送区县（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备案。

第四十八条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应当一件一报。备案内容包括备案报告、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政府令或者公告、修改或者废止规范性文件的决定、规范性文件正式文本、说明等有关文件及其电子文档。

第四十九条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机关应当在每年一月底前将上一年度制定、修改和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报送人大常委会备查。

第五十条人大常委会收到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后，由其确定的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在十日内进行形式审查。对符合本办法第四十六条及第四十八条规定的，予以备案登记；对符合本办法第四十六条但不符合第四十八条规定的，通知制定机关在十五日内补充报送或者重新报送，符合规定后再予备案登记。

第五十一条 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对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进行登记后，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在五日内分送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进行审查。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应当同时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

第五十二条 对规范性文件重点审查是否存在下列情形：

（一）与法律、行政法规、本市地方性法规相抵触；

（二）与上级或者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相抵触；

（三）超越法定权限，限制或者剥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义务；

（四）违反法定程序；

（五）其他应当予以修改或者撤销的不适当情形。

第五十三条 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应当及时审查规范性文件，在三十日内提出书面审查意见；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最长不得超过六十日，并告知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审查结束后，将书面审查意见反馈给备案审查工作机构。

有关专门委员会、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在审查规范性文件时，可以要求制定机关说明情况或者补充材料，可以征求其他相关单位的意见，制定机关和其他相关单位应当配合，在限期内答复或者提供所需资料。

第五十四条有关专门委员会、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均认为规范性文件存在本办法第五十二条所列情形的，由备案审查工作机构会同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与制定机关交换意见。

经与制定机关交换意见取得一致的，制定机关应当在三十日内自行修改或者撤销该规范性文件；不能取得一致的，由备案审查工作机构提出书面意见报主任会议通过后，由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室）将书面审查意见转制定机关，建议其自行修改或者撤销该规范性文件。

制定机关接到书面审查意见后，应当在三十日内自行修改或者撤销该规范性文件，并将结果反馈给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室）。制定机关坚持不修改或者不撤销的，由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向主任会议提出修改或者撤销该规范性文件的建议，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向人大常委会提出撤销被审查规范性文件的议案。

第五十五条 经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认为被审查规范性文件存在本办法第五十二条所列情形的，人大常委会应当作出撤销该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第五十六条 制定机关自行修改的或者重新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重新报送备案。

第五十七条 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与备案审查工作机构之间，对同一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意见不一致时，由备案审查工作机构报主任会议决定。

主任会议认为必要，可以将该规范性文件交市人大法制委员会或者区县（自治县）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机构进行审议或者审查。审议或者审查结果认为该规范性文件存在本办法第五十二条所列情形的，经主任会议决定，按本办法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办理。

第五十八条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应当于每年六月底前向人大常委会会议书面报告上一年度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工作情况。

第五十九条 有关国家机关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本办法第四十六条所称的规范性文件存在本办法第五十二条所列情形的,可以向市或者区县（自治县）人大常委会提出书面审查建议。审查建议应当写明需要审查的规范性文件名称、审查的事项和理由。

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应当研究审查建议，对属于本级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的，应当在二十日内将审查结论书面告知审查建议提起人；或者按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在二十日内启动审查程序，并在审查结束后二十日内将审查结论书面告知审查建议提起人。对不属于本级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的，应当在十日内告知审查建议提起人向有权备案审查的人大常委会提出，并将有关材料移送有权审查的人大常委会。

有关国家机关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审查结论有异议，再次提出书面审查建议的，经备案审查工作机构研究，认为确有必要重新审查的，应当提出书面意见，报主任会议通过后，按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启动审查程序，并在审查结束后二十日内将审查结论书面告知审查建议提起人。

第六十条有关国家机关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市或者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所属部门及其派出机构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存在本办法第五十二条所列情形，向市或者区县（自治县）人大常委会提出书面审查建议的，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应当告知其向市或者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提出，同时将书面审查建议转交市或者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办理。

市或者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不审查，或者有关国家机关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其审查结论有异议，再次提出书面审查建议的，经备案审查工作机构研究，认为确有必要审查的，应当提出书面意见，经主任会议决定，按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启动审查程序，并在审查结束后二十日内将审查结论书面告知审查建议提起人。

第六十一条 对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的同一件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意见不一致时，市人民政府和区县（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可以分别或者联合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决定。



第六章 询问和质询



第六十二条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本级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议案和有关报告时，对议案和有关报告中不了解或者不理解的问题，可以向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和派出机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提出询问。

询问可以由个人提出，也可以由两人以上联合提出；可以口头提出，也可以书面提出。

第六十三条受询问的机关或者部门应当派有关负责人以及熟悉有关情况的人员参加会议，听取意见，当场回答询问或者作补充说明。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说明原因，在取得询问人的同意后，可以在会议结束以后答复。

第六十四条 在人大常委会会议期间，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区县（自治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三人以上联名，认为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和派出机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人大常委会提出质询案：

（一）违反法律、法规的；

（二）工作中失职渎职，徇私枉法的；

（三）不认真执行或者拒不执行上级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的；

（四）不认真办理或者拒绝办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议案、建议、批评和意见的；

（五）违反规定滥用职权，不依法纠正违法行为的；

（六）其他需要质询的重大的、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典型的热点难点问题。

质询案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并写明质询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内容。一件质询案只能质询一个对象，如果质询的事项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机关，应当对不同对象分别提出质询案，或者对承担主要职责的机关提出质询案。

第六十五条 质询案由人大常委会指定的工作机构负责接收，提交主任会议决定，交由受质询机关答复，或者先交由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意见，再由主任会议决定交由受质询机关答复。主任会议可以决定答复质询案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但不得作出受质询机关不予答复的决定。

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质询案和听取受质询机关的答复时，提出质询案的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有权列席会议，发表意见。有关专门委员会应当及时将质询案的审议情况和受质询机关的答复情况向主任会议报告。

第六十六条 质询案以口头方式答复的，受质询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应当在人大常委会会议或者有关专门委员会会议上答复；质询案以书面方式答复的，受质询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应当在答复意见上签署，由主任会议决定印发人大常委会或者有关专门委员会，并发给提出质询案的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受质询机关应当在本次人大常委会会议期间答复。不能在本次会议期间答复的，经征求质询人的意见，并由主任会议决定，可以在下次人大常委会会议期间答复。

第六十七条提出质询案的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对质询答复不满意的，可以提出要求，经主任会议决定，由受质询机关再作答复。

提出质询案的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对再次答复仍不满意的，可以向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交主任会议决定，要求受质询机关就所质询的事项作专项工作报告，或者组织执法检查，或者将质询案提请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必要时可以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

第六十八条 质询案在主任会议决定交受质询机关答复前，提出质询案的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书面要求撤回质询案的，经主任会议同意，该质询案即行终止。

提出质询案的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要求撤回质询案的，必须本人签名。未签名的提案人人数仍符合提出质询案法定人数的，该质询案仍然有效。

第六十九条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询问、质询案时，要求有关单位提供相关材料的，有关单位应当如实提供。



第七章 特定问题调查



第七十条 人大常委会对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需要作出决议、决定，但有关重大事实不清的，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

第七十一条 主任会议可以向人大常委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五分之一以上书面联名，可以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或者由主任会议先交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或者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审查，提出意见或者报告，再决定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

第七十二条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成员名单由主任会议提出，经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成员由本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本级人大代表担任，设主任委员一人、副主任委员若干人和委员若干人，总人数不得少于五人。

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根据需要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参加调查工作，可以在国家机关中选配工作人员，为调查委员会提供服务。

第七十三条凡与被调查的问题有利害关系或者可能影响客观公正调查的人员不得参加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

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组成人员不得接受被调查对象提供的利益；未经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意，不得擅自与被调查对象联系。

第七十四条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可以听取有关单位负责人的汇报，调阅有关案卷和材料，询问有关人员，组织听证、论证和必要的技术鉴定等。

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时，有关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公民有义务向其提供材料。

第七十五条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在调查中，遇到阻力或者受到干扰时，有权要求有关机关予以排除。

第七十六条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对调查中涉及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应当依法予以保密。

提供材料的有关单位和个人要求对材料来源保密的，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应当予以保密。

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可以不公布调查的情况和材料。

第七十七条　特定问题调查一般应当在调查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六十日内完成，涉及重大复杂问题的，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延长三十日。

第七十八条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在调查工作结束后，应当提出调查报告，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调查报告的内容应当包括调查过程、查明事实、调查结论、结论依据、处理建议以及是否终止调查工作等。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成员对调查结论和处理建议有不同意见的，应当在调查报告中写明。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成员应当在调查报告上署名。

人大常委会根据调查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第八章 撤职案的审议和决定



第七十九条 人大常委会可以决定撤销由其任命的国家权力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中工作人员的职务。

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人大常委会可以决定撤销个别副市长、副区县（自治县）长；可以撤销由其任命的本级人民政府其他组成人员的职务。

第八十条 人大常委会对本办法第七十九条所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行使撤职权：

（一）违法犯罪的；

（二）工作失职渎职，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

（三）拒不执行上级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有关决议、决定的；

（四）阻碍和干扰特定问题调查，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的；

（五）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撤销职务的情形。

第八十一条 撤职案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写明撤职的对象和理由，并提供有关依据材料。

第八十二条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提出对本办法第七十九条所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撤职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主任会议可以向人大常委会提出对本办法第七十九条所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撤职案，提请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五分之一以上书面联名，可以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提出对本办法第七十九条所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撤职案，先由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机构进行初步审查，并向主任会议提出初步审查报告，再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或者由主任会议提议，经人大常委会会议决定，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以后的人大常委会会议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审议决定。

第八十三条 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提出的撤职案，由其负责人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作关于撤职案的说明。

主任会议提出的撤职案，可以委托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负责人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作关于撤职案的说明。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书面联名提出的撤职案，由领衔人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作关于撤职案的说明。

第八十四条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撤职案时，有关机关的负责人应当到会听取审议情况，回答询问或者作补充说明。

撤职案在提请表决前，被提出撤职的人员有权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申辩意见，由主任会议决定印发人大常委会会议。

撤职案的表决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由人大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第八十五条 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撤职案时，认为需要就有关问题作进一步调查的，由主任会议责成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及时调查核实，并向人大常委会会议提出调查报告。如果会议期间无法查清的，由主任会议决定中止审议、继续调查或者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以后的人大常委会会议根据调查情况审议决定。

第八十六条 人大常委会应当向社会公布就撤职案所作出的决定。必要时，可以向社会公布撤职案的调查结果。



第九章 其他规定



第八十七条 人大常委会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者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监督的内容：

（一）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以及上级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决议、决定的情况；

（二）履行法定职责情况；

（三）廉洁自律情况。

人大常委会可以要求其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书面报告前款规定的内容。

第八十八条 人大常委会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不属于本级人民政府直接管理的国家行政机关、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以及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决议、决定的情况，实施监督。

第八十九条 本办法所称的本级人民法院，其中市级包括市高级人民法院及各中级人民法院；本办法所称的本级人民检察院，其中市级包括市人民检察院及所属分院。

市人大常委会对各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市人民检察院所属分院的检察工作开展监督时，可以邀请相关区县（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参加并发表意见；也可以委托区县（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在本辖区内就监督事项开展调查研究，并向市人大常委会反馈收集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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