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行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
-------兼析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锦州铁路运输检察院 李月强


简要案情
2001年7月，康甲、康乙、韩丙三人合议，由韩丙出面用假房屋产权证作抵押将锦州铁路分局某段的东风牌和斯泰尔牌货车（经估价鉴定共计价值153780元）租用，签订了租赁合同，缴纳了首月租金8000元，用于三人合伙运输至案发。后康甲与韩丙发生矛盾，韩撤出，上述两台货车由康甲管理。2002年5月康甲将斯泰尔牌货车行车执照抵押给锦州市某沙场业主李某某；2002年5月29日将东风牌货车的道路运输证、车辆购置附加费交费凭证抵押给锦州市某加油站；2002年10月7日将斯泰尔牌货车抵押给锦铁某段职工张某；2002年10月14日将东风牌货车"卖给"锦州市某农业推广中心职工毕某。
分歧意见
对康甲、康乙、韩丙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康甲、康乙、韩丙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主要理由是:
三人的行为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的”规定。三人合谋用假的房屋产权证作抵押，与锦铁某段签订了租赁合同，骗得两台货车，进行非法营运，事后还将相关手续及其中的一台车作了抵押，将另一台车以签协议的形式“卖”给他人，使该车的所有权受到了实际侵害。这个从提供假证明-签订租赁合同-“卖掉”汽车、抵押手续的过程，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特征，所以构成合同诈骗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康甲、康乙、韩丙的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主要理由是：
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是一种典型的目的犯，即要求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本案中从骗取汽车的动机及得手后的行为来看，他们并非想 侵犯汽车的所有权，不是想把汽车占为己有，而是想使用它并赚钱，他们实际骗得的是使用权。后来康甲与毕某的确签订了一份协议，但双方对协议的内容均一致的表示为不是要买卖汽车。纵观全案，三人在主观上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客观上也没有实施非法占有的行为。故本案三人的行为属于民事欺诈行为，而不应按刑法中的合同诈骗罪来处理，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评析意见
刑法中的“合同诈骗”一词，最早出现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853次会议讨论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之中。此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这个规定并没有将合同诈骗作为一个单独的罪名，而是作为了诈骗罪中的一种情形，而现行刑法则将合同诈骗罪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在第二百二十四条明确规定了合同诈骗罪。这充分体现了立法者对经济领域中双方签订、履行合同活动的保护而且对于打击合同诈骗活动意义深远。合同诈骗罪是一个新的罪名，它虽然脱胎于诈骗罪，具备诈骗罪要求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核心实质，但显然与诈骗罪不同，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笔者发表如下看法：
一、 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一）必须以虚假的合同为作案手段。
笔者所说的虚假包括三层含义：一是指合同本身就是虚假的，如签订合同当事人的身份虚假，订立合同的证明文件虚假等等；二是指合同本身真实，但行为人根本就不具备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如签订购销合同，供货方既没有实物储备，也没有货物来源，而且虚构货源，骗取信任，接受合同预付款或定金，逾期不履行合同等等；三是合同本身真实，行为人能够履约，但根本不想履约，而收受了对方给付的货物、货款等财产后逃匿的。只有这种以虚假的合同为手段，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且数额较大的行为，才能认定合同诈骗罪，反之如果整个案件过程中根本就没有出现任何意义上的合同，那么就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二）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合同诈骗罪是典型的目的犯。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这实际上就是要求本罪的主观方面不仅仅是故意，而且还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种“非法占为有目的”，既包括行为人意图本人对非法所得的占有，也包括意图为单位或第三人对非法所得的占有。
但如前所述，合同诈骗罪是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却与现行刑法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有着重大矛盾，这给我们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带来了一定障碍。《解释》的第二条第三款这样规定：“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此后又具体地列明了六种情形。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并未明令废止该解释，那就是说明此解释还具有法律效力。对此笔者认为，刑法已将上述司法解释中的部分内容吸收，使其部分失效，即与现行刑法有矛盾和抵触的地方失效，而其他规定仍继续有效。
（三）必须是侵犯合同他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
本罪与诈骗罪根本区别之一，就是侵犯的客体不同。本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即既侵犯了市场秩序，又侵犯了合同他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笔者认为被侵犯的这种所有权，必须是一个整体权能而不是民法中规定的所有权中包括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中的一种权能。也就是说必须是使这四种权能都受到侵害，才能说是对所有权的侵害。而如果只是想临时取得财物的占有权、使用权、甚至收益权，待生意成功之后再作归还，这种情况不宜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二、综合意见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认为康甲、康乙、韩丙的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理由如下：
首先，必须肯定韩丙在与锦铁分局某段签订租赁汽车的合同过程中，存在着欺诈行为。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的规定。在韩丙出面与锦铁某段负责人谈租用该单位汽车的问题时，对方提出必须有相应抵押作为租赁的条件之一。三人研究时，康甲提出了用假的房屋产权证作抵押的想法。于是，康甲、康乙来到沈阳市花800元钱做了一本假的房屋产权证。该证的产权人为韩丙，因为是韩作为承租方与锦铁房建二段签订租赁协议，而该证的地址却是康甲家的住址。被害单位见到该产权证后，信以为真即与韩签订了租赁合同，将东风牌及斯泰尔牌货车交给了韩丙使用。上述过程表明，三人在与锦铁某段签订租赁合同过程中，确实存在民事欺诈行为，骗取了两台汽车的使用权。假设如果三人没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用假的房屋产权证作租赁抵押的话，被害单位是不会将两台汽车租赁给韩丙的。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欺诈行为只是骗取了被害方两台汽车的使用权，而并非是它的所有权。这与合同诈骗罪对侵犯客体的要求显然不符。
其次，本案不具备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合同诈骗罪在主观上要求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租车的想法是康甲提出的，康甲有门路给别人拉脚赚钱，车“租”到手后三人也确实给大连、阜新、凌海及本地等一些工地、沙场拉过脚，直到2002年10月份，这个时间有一年多。这至少说明在事情的前阶段三人的想法都是用"租"来的这两台车拉脚赚钱，而不是要将车占为己有。而后来的抵押行为和与他人订立的协议能否就可以认定康甲的想法起了变化，要将车占为己有而偿还债务呢？答案是否定的。
第一，关于汽车运营证件的抵押行为。康甲于2002年5月分别将两台车的行车执照、道路运输证、车辆购置附加费缴费凭证，抵押给了锦州市某沙场业主李某某及锦州市某加油站，是由于他在运营过程中欠下了二"人"债务，为了让债权人相信他还债的诚意和决心，而作了抵押，并不是要将这些证件卖掉抵债。因为上述证件对于运营业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而对于他人则近乎一文不值。
第二，关于斯泰尔牌货车的抵押行为。2002年10月初经康甲联系，由康乙开车与锦铁某段职工张某合伙去阜新包活。其间由于种种原因，康甲欠下了张某5000元钱，为了促使康甲还钱，张某在康甲不知道的情况下，直接将该车扣在本单位，后又怕康甲找到该车又换了停车位置，事后康甲多次表示要还钱。上述过程表明，康甲抵押斯泰尔牌货车是被动无奈之举，他本并非想卖车还债。
第三，关于东风牌货车的协议。本案中康甲与锦州市某农业推广中心职工毕某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的第一条订立了康甲将车卖给毕某的内容，但该协议第三条又出现了“到2003年4月由康甲以高于卖价的20%的价格收回"的内容，这在民法中是典型的"出典"和"回赎"的规定，前后条款意思表示混乱矛盾。而合同双方当事人均解释说不是要买卖东风车，而只是由毕某使用并付给康甲4600元的使用费，到期后（指2003年4月）由康以超过4600元20%的价格再收回。可见该份协议表明康甲不具有非法占有东风牌货车的目的，也没有实施买卖行为。


浅议抢劫罪与故意杀人罪的界限

田永东


　　抢劫罪与故意杀人罪，是两个性质不同的犯罪。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
　　（一）客体要件不同。前者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又侵害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后者的客体是单一客体，即公民的生命权。
　　（二）犯罪目的不同。前者是为了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侵犯人身权利，是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一种手段，二者之间存在目的与手段的内在联系；后者的犯罪目的，是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权利。由于这些区别的存在，在司法实践中，二者的界限一般是不会发生混淆的。但二者之间又存在一定的联系，这些联系表现在：
　　（一）抢劫罪虽然主要是侵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但同时又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而公民的人身权利包括公民的生命权，因此，抢劫罪的客体要件与故意杀人罪的客体要件间存在包容关系。
　　（二）抢劫罪的行为方式是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故意杀人罪的行为方式，可以是暴力的，也可以是非暴力的，因此，在犯罪的行为方式上，二者之间也存在交叉关系。
　　（三）抢劫罪一般是先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而后取得财物，使用暴力、劫取财物者是故意的；故意杀人罪，行为人杀人后，劫走被害人的财物的情况也是很常见的，其杀人、劫物也都是故意的。因此，在这方面二者也有相似之处。对抢劫杀人案件的定性，要根据案件的特点，具体案件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从司法实践看，抢劫杀人案件主要有三种情况：
　　（一）先杀人后抢劫的案件，即事先只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目的，而无抢劫他人财物的目的，抢劫财物是在杀人以后对其亲属实施的，或者杀人以后，见财起意，又将其财物拿走的案件。基于杀人的故意，实施杀人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后又基于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故意，实施了抢劫的行为，构成抢劫罪。这两个罪之间没有内在的牵连关系。类似这类案件，应定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实行两罪并罚。
　　（二）在实施抢劫财物过程中先杀人后劫物的案件，即在抢劫财物过程中，先将财物的所有人、经管人杀死，剥夺其反抗能力，当场劫走其财物，杀人是劫走财物的必要手段的案件。虽杀人在先，劫取财物在后，但都发生在抢劫过程中，而且杀人是劫取财物的必要手段。因此，应定抢劫罪。
　　（三）抢劫以后又杀人的案件，即抢劫财物后，为了保护赃物、抗拒逮捕，毁灭罪证，当场又杀人的，或者为杀人灭口而杀死被害人的案件。杀人灭口行为，与抢劫没有内在联系，因此是两个独立的犯罪，应分别定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实行两罪并罚。至于抢劫后为了护赃等而当场使用暴力杀人的，应视为抢劫行为的继续，仍只能定为抢劫罪，为护赃而当场行凶杀人，可作为从重处罚情节。
　　根据上述分析，对于抢劫杀人案件的定性要把握两条界限：一是杀人是否发生在抢劫财物过程中，二是杀人是否是抢劫财物的必要手段，是否与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之间存在目的与手段的内在联系。如果杀人行为发生在抢劫过程中，而且是抢劫财物必要手段，应定抢劫罪；如果杀人行为发生在抢劫财物过程之外，或者虽与抢劫财物过程有联系，但与抢劫财物无内在联系，应定故意杀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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