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人大常委会


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武汉市法制宣传教育第四个五年规划的决议
颁布单位:武汉市人大常委会

颁布时间:20010705

实施时间:20010705

内容分类:法律宣传教育

题注:（二００一年七月五日武汉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正文:

武汉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并同意市人民政府《关于我市法律宣传教育第四个五年规划的报告》。会议认为，１９８６年以来，我市实施三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规划，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了适应新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顺利实施我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有必要在全体市民中继续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为此，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四个五年规划〉的通知》（中发〔２００１〕８号文件）、《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进一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的要求，结合我市具体实际情况，特作如下决议：

一、 继续深入做好宪法、国家基本法律的宣传学习工作。要根据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进程，宣传学习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宪法、法律，开展与广大公民权利义务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增强全体市民遵纪守法和依法自我保护意识，增强广大市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自觉性。坚持学用结合，努力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促进公正司法，依法行政，为依法治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城市奠定坚实的基础。要把法制教育与思想道德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形成全社会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维护法律和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的良好风尚，以保障和促进全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健康发展。

二、 全市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包括外来暂住人口，都应当接受法制教育。各级领导干部、司法和行政执法人员、企事业单位经营管理人员和青少年是法制宣传教育的重点对象。各级领导干部应带头学法、守法、用法，进一步增强法制观念特别是宪法观念，努力实现领导方式和管理方式的转变，做到依法决策、依法管理。要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学法的各项制度和任前法律知识考试考核制度。司法人员和行政执法人员应当深入学习、熟练掌握与本职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努力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质，忠实于宪法和法律，做到公正司法、依法行政，自觉维护国家法制的权威和尊严。录用国家公务员，在考录过程中要增加法律知识考试内容。青少年应当从小接受法制教育，要坚持以学校为主阵地，开设法制教育课程，保证普及基本法律常识的任务在九年义务教育期间完成。同时，把课堂教育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相结合，切实加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应当努力学习与本行业有关的法律法规，增强依法经营管理的自觉性。要采取有效措施，利用各种形式，切实抓好暂住人口、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中方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

三、 紧紧围绕中心工作，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和专项依法治理活动。各级有关部门要结合形势任务和各个时期的工作重点，积极宣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别是与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相关的法律法规。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行业的具体情况，兼顾全面、突出重点、普治并举、整体推进，防止形式主义。要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大力开展专项治理和综合整治，不断提高依法治理的社会效果。要充分发挥大众传媒、各种学习培训机构和各级法制宣传员队伍的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法制宣传教育。要充分发挥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的作用，把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做好每家每户。为了进一步促进全社会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将我国现行宪法实施日即１２月４日，定为每年一次的全市法制宣传日。

四、 法制宣传教育要分阶段，有计划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和依法治理工作必须在各级常委领导下，按照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进行。各区、各战线和各部门都要高度重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切实加强对“四五”普法工作的领导和监督，将此项工作纳入目标管理，落实措施、健全制度、明确责任、扎扎实实、不走过场。各级依法治理（普法）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要切实担负起组织、指导、协调、检查、督促法制宣传教育和依法治理的工作职责，保证法制宣传教育和依法治理工作顺利实施。

五、 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要加强对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和依法治理工作的监督，听取工作汇报，审议工作情况，开展视察活动、调查研究和执法检查，督促本决议的执行。


论合同解除权的行使

李忠全　郅四清

生活中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当事人双方签订了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出现了约定解除条件或是法定解除条件成就的情况，主张解除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便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人民法院解除合同。人民法院依法应否受理此类案件，主要看解除合同的案件到底是否属于民事受案范围。有学者认为，当事人一方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另一方没有异议的，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当事人时解除。另一方有异议的，主张解除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解除合同。［1］但根据我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合同解除权赋予了合同当事人，而没有赋予人民法院。审判实践中各地做法不一，有的受理，有的不受理，导致法律适用的不统一。因此，很有必要做一探讨。

一、合同的解除与解除权行使的主体。

合同的解除，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当具备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条件时，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意思表示而使合同关系归于消灭的行为。［2］合同解除具有如下四个特征：

（一）解除的合同必须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合同只有在依法成立并生效后，才存在解除。无效合同、可撤销的合同不存在合同的解除。

（二）合同解除必须具备法律规定的条件。合同一旦生效，即具有法律拘束力，非依法律规定，当事人不得随意解除合同。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主要有协议解除、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三种形式。

（三）合同的解除必须有解除行为。除当事人协议解除以外，当约定解除或是法定解除的条件成就之后，合同并不自动解除。无论哪方当事人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主张解除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必须向对方提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才能达到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

（四）合同解除使权利、义务关系自始消灭或向将来消灭。

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根据本条款的规定，当事人双方经过协商，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可以导致合同的解除，此种解除的情形称为协议解除。该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据此，当事人也可以在合同中约定一方行使解除权的条件，待条件成就时单方解除合同，这种约定解除的情形称为约定解除权。

约定解除权与解除权的行使，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约定解除权是指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在合同成立以后，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之前，由当事人一方在出现某种情况后通过行使解除权，使合同关系消灭。解除权的行使应当以当事人在订约时或其后约定的解除权条款为前提。合同订立后，一方当事人根据双方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通知对方解除合同，导致合同关系消灭的行为，属于解除权的行使。解除权可以在订立合同时约定，也可以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约定；可以约定一方享有解除权，也可以约定双方均享有解除权。当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享有解除权的当事人，也即解除权人不必再与对方协商，便可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

根据原《经济合同法》第27条、第28条的规定，当出现了解除权行使的法定事由，当事人一方要求变更或解除经济合同时，应及时通知对方，并且通知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1986年4月12日法（经）发［1986］1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规定，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允许变更或者解除承包合同：（一）当事人双方协商同意，并且不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二）订立承包合同依据的计划变更或者取消的；（三）因国家税收、价格等政策的调整，致使收益情况发生较大变化的；（四）由于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原因，致使承包合同无法履行的；（五）因发包方或承包方不履行承包合同规定的义务，致使承包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或者没有必要继续履行的；（六）承包欠丧失承包能力的；（七）承包人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生产经营经发包方劝阻无效的。该条虽然没有明确指明出现如上法定情形时，由谁变更或者解除承包合同，但根据本条中“应当允许”的字样，谁允许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应当是法律；允许谁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显然是指合同当事人。

1994年4月1日起实施的《河北省农业承包合同管理条例》第24条规定了解除农业承包合同的法定条件；第25条规定了当事人一方解除合同的程序，即除当事人双方另有书面约定外，当事人一方要求变更或者解除农业承包合同，须用书面形式通知对方。通知书应当注明对方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须于十五日内答复。逾期不答复的视为认可。也就是说，当事人一方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应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

因此，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主体应当是合同当事人，而非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对此，2003年3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5条进一步明确做出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职权干涉农村土地承包或者变更、解除承包合同。”该法第61条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利用职权干涉农村土地承包，变更、解除承包合同，干涉承包方依法享有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或者强迫、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侵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给承包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责任；情节严重的，由上级机关或者所在单位给予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由此可见，我国法律对于合同解除权的规定逐步在完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是过去的法律，还是现行的法律，将合同的解除权赋予了当事人，而未赋予人民法院或其他任何机构，这个原则是一贯的。

应当注意的是因情势变更的情形而要求解除合同的情况。所谓情势变更，是指在合同订立后，因发生订立合同时当事人不能预见并且不能克服的情况，改变了订立合同时的基础，使合同的履行失去意义或者履行合同使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重大失衡的情形。[3]有学者认为因情势变更要求解除合同的，不适用通知，而应向人民法院请求解除。［4］笔者对此持否定意见。情势变更制度虽然有利于贯彻公平原则，但在经济贸易中能够适用情势变更制度的情形是极少的，且如何划分正常的商业风险和情势变更较为困难，掌握不好，有可能使有的当事人规避正常的商业风险，有的法官也可能滥用这项权力，甚至助长地方保护主义，因此我国合同法未吸纳情势变更制度，而将此种情形归纳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五）项之中，也属于法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之一。当事人也应根据第九十六条的规定，通知对方解除合同，或者双方协议变更或解除，而不应直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解除合同。

二、合同解除权行使的先决条件。

合同解除权行使的先决条件就是解除合同的条件之成就。解除合同的条件，分约定解除条件和法定解除条件两种。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比如，当事人在订立房屋租赁合同时，可以约定，出租人应当保证承租人用电、用水及取暖。当出租人不能供应水、电、暖时，承租人便可以解除合同。

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了法定的解除条件。概括起来主要有：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所谓不可抗力，是指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5］不能预见是指行为人主观上对于某一客观情况的发生无法预料。不能避免是指当事人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仍然不能阻止客观情况的发生。不能克服是指当事人在不利的客观情况发生后，尽了最大的努力，仍然不能消除事件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根据通说，不可抗力包括地震、洪水、台风等自然灾害，战争等社会原因，政府禁令等政府行为。不可抗力事件的发生，对履行合同的影响不尽一致，有大有小，有的只是暂时影响到合同的履行，完全可以通过延期履行合同从而实现合同的目的，不必解除合同；只有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完全不能实现时，当事人才能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

（二）因预期违约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预期违约是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即明示违约和默示违约。

（三）因迟延履行主要债务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债务人无正当理由，在合同履行期间届满，仍未履行合同主要债务；或对于未约定履行期限，在债权人催告后仍未履行的，法律视为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四）因迟延履行或有其他违约情形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包括履行期限构成合同的必要因素，比如季节性、时效性较强的合同标的物的迟延交付；债务人拒绝履行合同的全部义务或只履行极小部分的义务；履行质量与约定严重不符，无法通过修理、替换、降价的方式予以补救等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