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百色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百色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百政办发〔2010〕127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各直属机构：

《百色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年八月十七日





百色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本市出租汽车行业管理，提高出租汽车客运服务质量，规范出租汽车运输市场，保障经营者、从业人员和乘客的合法权益，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等法规、政策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出租汽车客运服务的经营和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出租汽车，是指取得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根据乘客意愿提供客运服务并按照行驶里程、时间计价收费的五座以下经营性小轿车。

第四条 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是本市出租汽车客运行业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工作；各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工作。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下设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出租汽车行业的管理工作。

公安、建设（市政管理）、物价、税务、工商、质量技术监督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及有关规定对出租汽车客运进行管理。

第五条 百色市城区出租汽车运力投放总量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制订方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各县出租汽车运力投放总量由各县人民政府制订方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六条 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是全市出租汽车行业的自律性社团组织，负责制订出租汽车职业规范，协调行业内部关系，开展行业自律，教育和督促会员遵守法律、法规和职业规范。



第二章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



第七条　申请从事出租汽车经营的企业，应当依照本办法及有关要求取得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

第八条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通过招投标方式取得。招投标工作由市、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参加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投标的，必须具有道路旅客运输企业法人资格。

第九条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的使用期限为六年。本办法实施前通过行政审批方式取得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的，有明确经营期限的遵照原规定；没有明确经营期限的，根据在营出租汽车营运时间确定，最长不得超过六年。

经营权使用期限届满的，政府收回经营权并按本办法第五、第八条规定重新投放市场。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经营权使用期限届满前六个月做出收回经营权重新投放市场方案报市人民政府审定后实施。

第十条 出租汽车运力投放总量原则上按城市人口（含流动人口）每万人二十至三十辆的比例确定，市人民政府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可通过召开听证会等形式适时进行调整。

第十一条 采用投标方式取得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的中标人，应当自收到中标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市（县）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一次性缴清出租汽车客运经营合同履约担保金，持缴款凭证与市（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签订出租汽车客运经营合同；逾期不签订出租汽车客运经营合同的，取消其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中标资格。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的中标人自签订经营合同之日起可向当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申领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许可证。

本办法实施前通过行政审批方式取得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但尚未签订经营合同的，其使用期限（根据本办法第九条确定）在一年以上的，须从本办法实施之日起三十日内与当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签订出租汽车客运经营合同。

第十二条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中标人应当自与当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签订出租汽车客运经营合同之日起六个月内组织运力投放市场，按规定向当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申领道路运输证。逾期不投放运力的，不投放部分的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无偿收回。

第十三条　取得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的中标人必须实行公车公营，车辆产权及经营权属中标人所有，车辆经营权不得转让。



第三章 经营企业、驾驶人与乘客



第十四条　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取得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

（二）具备道路旅客运输资质的企业法人资格且注册资本达到规定标准。

（三）有切实可行的经营方案及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四）有合法固定的办公场所，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坚实平整的停车场地（租用他人房屋、场地作为经营办公场所、停车场者，要签订五年以上合法有效的租用合同）。

（五）经营的出租汽车必须是法人财产，除固定资产外，须有不少于车辆价值5%的流动资金。

（六）有健全的生产经营组织机构，在经营管理、车辆技术和统计等岗位上，应分别有一名具有初级以上（含初级）职称的专业人员，在财务岗位（含会计、出纳）上的人员必须具备会计从业资格。

（七）按规定配备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经过省级安监部门或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培训，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

（八）具有符合营运要求的车辆和驾驶人。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五条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企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建立健全车辆及驾驶人档案，并向当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报送有关资料和信息。

（二）不得聘用无有效客运从业资格证的驾驶人参加营运。

（三）禁止驾驶人擅自将车辆转包。

（四）依法与所聘用的驾驶人签订聘用合同，并按规定办理社会保险。

（五）建立健全企业员工教育培训制度，定期对管理人员及在岗的驾驶人进行法制、安全、职业道德、业务等方面的教育培训，确保道路运输安全。

（六）每日营运车辆不少于本企业出租汽车总量的百分之八十，不得无故停运。

（七）履行企业经营管理职责，采取设立投诉电话、扣除合同违约金、辞退驾驶人等有效措施查处本企业驾驶人无故拒载、违规拼客、不打表、乱收费以及在客流集散点候客时不按顺序排队走车、对乘客不履行普遍服务义务等违法违规行为。

（八）履行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九）计价器达到检定周期时，应及时申请报检。

第十六条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企业向驾驶人收费，应当执行国家、自治区和本市有关规定，公开收费项目和标准，开具收费凭证，并将收费项目和标准向当地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和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备案。

禁止违反规定向出租汽车驾驶人收取或变相收取其他费用。

第十七条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企业需停业、歇业的，应当提前三十日报当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批准，并依法办理相应手续。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企业名称、注册地址、驾驶人等变更或车辆过户、转籍的，自变更或过户、转籍之日起十日内向当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备案。

第十八条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企业应当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客运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和突发群体性应急预案；采取措施防范驾驶人非法上访、游行示威、罢运等群体性事件发生。

遇到抢险救灾、突发公共事件等特殊情况的，出租汽车客运经营企业应当服从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统一调度和指挥。

承担前款运输任务所发生的费用，由政府给予相应补偿。

第十九条　出租汽车客运驾驶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当地常住户口或者暂住证；

（二）男性年龄在六十周岁以下，女性年龄在五十五周岁以下，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

（三）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并有实际三年以上（含三年）驾龄，三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同等以上）事故记录，本记分周期内未记满十二分。

（四）经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有关出租汽车客运法律法规、机动车维护和乘客急救基本知识考试合格，取得客运驾驶人从业资格证。

第二十条　出租汽车客运经营企业应当依照本办法规定的从业条件按下列程序对拟聘用的驾驶人进行审查：（一）查验拟聘用驾驶人提供的相关材料；（二）查询拟聘用的驾驶人三年内有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记录，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予以配合并提供有关资料。

第二十一条　出租汽车客运驾驶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随车携带行驶证、驾驶证、道路运输证、客运从业资格证、上岗证，实行亮证服务。

（二）正确使用计价器，按规定标准收费，给付乘客出租汽车客运发票；计价器失准时，应当暂停载客，并及时申请报检、报修。

（三）按乘客要求的路线行驶，乘客未提出要求的，应当选择最短路线行驶，确需绕道的，应当向乘客说明，不得无故绕行。

（四）按乘客要求使用车内设施；未经乘客同意，不得同载他人。

（五）安全行车，礼貌待客，使用文明语言，保持车内整洁；乘客遗忘在车上的物品，应当归还失主。

（六）在客流集散点候客时，应当按顺序排队、走车，对乘客实行普遍服务义务，不得舍近求远，不得欺行霸市，不得强行拉客。

（七）夜间营运应当开启顶灯，载客离开市区或到偏僻地点的，应当按有关规定进行登记。

（八）与车辆所属企业签订聘用合同。

（九）不得在车内吸烟、吃零食、向车外乱扔杂物。

（十）守法经营，服务规范，自觉接受、配合相关职能部门的管理和监督检查。

（十一）法律、法规的其他规定。

第二十二条 出租汽车客运驾驶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在外地从事起、讫点均在该地区内的经营活动。

（二）将出租汽车交给无有效客运从业资格证的驾驶人营运。

（三）无正当理由拒载、中断服务，不打表、乱收费。

（四）打、骂乘客，组织或参与非法上访、游行示威、罢运等活动。

（五）自行拆除GPS终端引线，逃避监控或故意拆除、毁坏车辆服务设施、标志以及安全设施。

第二十三条　乘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驾驶人有权拒载、中断运送服务或送交有关部门处理：

（一）携带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品或者违禁品、污染物品、动物乘车的。

（二）赤膊者、无人监护的醉酒者和精神病患者以及无成年人带领的学龄前儿童要求乘车的。

（三）要求在禁行路段行驶或在禁停路段停车的。

（四）要求超载的。

（五）拒绝按规定收费标准支付车费的。

（六）在车内吸烟或向车内外吐痰、乱扔杂物的。

（七）提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治安管理规定或其他违法要求的。

第二十四条　出租汽车客运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乘客可以拒付车费：

（一）不使用计价器或不按收费标准收费的。

（二）不按规定给付出租汽车客运发票的。

（三）因车辆或驾驶人原因无法完成运送服务的。



第四章 车辆、站点、运价



第二十五条　出租汽车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符合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规定的车辆类型和车身颜色。

（二）在车前门两侧喷印经营企业名称、投诉电话、监督电话等服务标志。

（三）在车内规定位置张贴收费价目表。

（四）按规定安装卫星定位、通讯调度装置和报警装置。

（五）安装符合规定的计价器、空车待租标志、出租汽车顶灯。

（六）车辆技术状况保持良好（达到一级技术等级要求），服务设施齐全有效。

（七）以出租汽车为载体设置广告的，必须按规定设置，不得遮挡驾驶人视线、灯光、号牌及影响车容车貌。

（八）车辆座套应当定期换洗，保持整洁。

第二十六条　出租汽车应当按期进行二级维护及技术等级评定。

第二十七条 出租汽车计价器应当符合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税务部门规定的要求和标准，经法定计量技术机构检定合格安装使用并按时进行周期检定，不得私自安装、改装和维修。

第二十八条 出租汽车营运期限为六年，从车辆取得道路运输证之日起算。出租汽车营运期限届满，或者车辆技术等级达不到一级的，必须停止营运，车辆所属经营企业应当到当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办理退出市场手续，交回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证件，并到公安车辆管理部门办理相应手续。

需更新车辆的，出租汽车经营企业应当到当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办理相关手续。更新车辆可在原车辆剩余的经营权期限内继续经营。

第二十九条 出租汽车营运证件丢失的，应当在市级以上报刊刊登遗失声明后向当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补办申请。

第三十条 市（县）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根据车流量、客流量等因素，在征求公安交通管理、建设（市政管理）等部门、出租汽车企业及社会公众意见的基础上提出规划和设置出租汽车上下客临时停靠站牌、泊位及候客泊位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审定后，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组织实施，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城区主、次干道两侧设出租汽车停靠泊位，供出租汽车上下客即停即走；宾馆、大型商场、娱乐场所、医院、大型住宅小区等公共场所应当设置两个以上出租汽车专用停靠泊位；确因地域条件等因素限制无法设置的，有关部门应当在前述公共场所附近道路设置出租汽车停靠泊位，专供出租汽车临时停靠候客。

出租汽车停靠泊位应当免费向所有出租汽车开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收费。

第三十一条 机场、铁路客运站、公路客运站、港口等旅客集散地和其他人流集散地应当设置出租汽车停靠泊位，方便出租汽车候客和乘客乘车，减（免）费向本市出租汽车开放。

第三十二条 出租汽车客运价格由当地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当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制定，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建立出租汽车客运运价与成品油价格联动机制。根据经济发展、运输市场需要和成品油价格变化情况，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当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进行市场调查，适时调整燃油附加费或运价标准。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三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不能当场处理的，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可暂扣其营运证件。

对没有车辆营运证件又无法当场提供其他有效证明的出租汽车，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可暂扣车辆。

当事人应当在十五日内到指定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接受处理。当事人履行行政处罚决定或者接受相关处理后，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及时退还暂扣的证件或车辆。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四条　乘客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出租汽车驾驶人侵犯的，可以向出租汽车企业或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及价格监督检查机构投诉。投诉时应当提供如下材料：

（一）投诉人的真实姓名、联系电话、通讯地址；

（二）被投诉人的姓名或车牌号、出租汽车发票等；

（三）情况复杂的，投诉人还应当提供书面材料。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受理乘客投诉后，应当及时调查处理，并从受理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将调查处理结果答复投诉人；情况复杂的，应当在二十个工作日内书面答复投诉人。

第三十六条 纠风部门、新闻媒体、出租汽车客运企业及社会各界应当配合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对出租汽车客运驾驶人无故拒载、违规拼客及不打表、乱收费等行为进行暗访。

第三十七条 市安监部门和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组织对辖区内出租汽车客运企业进行质量信誉（含经营资质、经营行为、服务质量、履行合同等内容）考核及安全评估，考核合格的给予继续经营，考核不合格的，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或整改仍不合格的，由原发证机构注销其经营许可证，并函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三十八条 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应当对拾金不昧、见义勇为、模范守法经营、服务规范的出租汽车驾驶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六章 违规违约责任



第三十九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依照《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予以处罚。

公安、建设（市政管理）、价格、税务、工商、质量技术监督等部门按各自职责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查处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根据《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令2005年第10号）第九十一条规定处罚。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利用摩托车（含电动三轮车）、小汽车等车辆从事出租客运活动的，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处罚。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处罚，情节严重的，由原许可机关吊销其经营许可。

（一）不按照规定悬挂或设置出租汽车营运标志的。

（二）出租汽车客运企业变更名称、注册地址或者车辆过户、转籍不办理相关手续的。

（三）出租汽车不按照乘客指定的目的地选择合理的线路行驶、不按照计价器显示的金额结算运费或者途中甩客的。

（四）出租汽车异地经营客运、空车待租拒载或者未经乘客同意招揽他人同乘的。

第四十三条 出租汽车客运企业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旅客运输安全管理规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2008年第44号）第二十条规定处罚。

第四十四条 出租汽车客运驾驶人年内有违反规定在市区鸣喇叭、违法停车、违法调头等三次（含）交通违法记录或有无故拒载、违规拼客、乱收费等两次违规营运记录、组织停运、擅自将出租汽车转包等违规行为的，暂扣客运从业资格证一年或由所属企业按聘用合同的约定与当事人解除合同、并在行业中通报批评。出租汽车客运驾驶人从被吊销客运从业资格证之日起五年内不得在本市从事出租汽车营运。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出租汽车客运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出租汽车客运经营合同相应条款收回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并计扣违约金：

（一）在规定时限内不能按要求投入全部营运车辆。

（二）使用的出租汽车不是本企业法人财产。

（三）擅自转让、变相买卖出租汽车产权和客运经营权。

（四）经营资质发生变化，达不到本办法规定条件的。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八条第一和第二款、第二十一条（除第二、三、四项外）、第二十二条（除第一、三项外）、第二十五条（除第二、五项外）规定，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按出租汽车客运经营合同相应条款计扣违约金。

第四十七条 出租汽车客运驾驶人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未取得客运从业资格证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的，根据《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令2006年第9号）第四十八条规定处罚。

第四十八条　出租汽车客运企业、驾驶人违约计扣的违约金上缴财政专户。

第四十九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规定权限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条　本办法由百色市交通运输局负责解释。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配套实施细则。

第五十一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康添雄 西南政法大学 讲师


关键词: 范式/理性/知识产权法学/现代性
内容提要: 如何实现知识产权法学在中国的现代性是源起于对法律移植的思考。无论是以外观为标准的形式理性，还是以内在逻辑关联的实质理性为视角，均可获得实践化转向的必然结果，这表现为从“知识产权法是什么”进入“知识产权应是什么”的渐变过程。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研究范式的形成，以及理性元素的不断生成、积淀。


一、范式的雕琢与形成：元问题的讨论及之后

之所以称为“范式”，是因为知识产权法学研究的模型实在必要，研究共同体需要有一个作为研究基础的理论准备，并在此之上努力拓展。托马斯·库恩认为所有的科学发展都无法回避对“范式”的确立，“因为他将要加入的共同体，其成员都是从相同的模型中学到这一学科领域的基础的，他尔后的实践将很少会在基本前提上发生争议。以共同范式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人，都承诺同样的规则和标准从事科学实践。”[1]就此而言，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迄今为止是否已经形成如此的承诺、并达成理论共识呢？

元问题的讨论，渐而成为学者展开研究和从事学术研究的起点，因此大部分学者往往都会在这个问题上展现自己的观点。实际上，国外知识产权学者从事知识产权法学研究，对“客体”问题同样抱有浓厚的兴趣。雅盖隆大学的耶尔齐·塞尔达教授在《欧洲七国学者论著作权客体和主体》一书中认为，各国法律中著作权的客体是著作权理论界关注的问题，并且是实践，特别是判案的焦点。[2]此书在中国的译介，一方面响应了中国学界对元问题讨论的兴趣，一方面又推进讨论的热情。时至今日，知识产权的客体或者对象仍然是知识产权法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兼重点话题。[3]

基于元问题解读存在无法统一的状况，有学者作出知识产权法学的研究范式尚未形成的判断。若就外观而言，“知识产权”是什么，各方均未能达成一个如法条般准确和统一的看法，部分学者甚至还在为是应该使用“客体”还是使用“对象”称谓而争论着。[4]但仅就形式上的表述不一致，就认定范式尚未形成，这怕是有失偏颇的。至少从形式上讲，知识产权法学的研究对象已然存在，即知识产权制度。否定范式的存在，那么从根本上讲就是无视现实制度的存在。知识产权的对象，无论是直观层面的“智力成果”还是哲学思考层面的“信息”，都与科学技术密切关联。有论者以“科学技术只是在近200多年里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为由，断定“作为保护技术发明的知识产权法自然也就不可能在理论上超越科学技术而独立发展。”知识产权法作为知识产权法学理论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真的无法跨越现实、迈进未来从而独立发展？这似乎不单是对因果关系的论证缺乏严谨逻辑推理，而且完全忽略了法学研究应该有的预测功能，从而忽略了法律的本意：规范现在和预制未来。

自1982年我国第一部知识产权法——《商标法》颁布算起，将近三十年的时间积累和经验积淀，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符合国际规则和经济发展需要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虽然有学者对理论仍然持不满足态度，认为如果把法律规范的制定和法学理论的研究比作整个法律制度的两条腿，那么就知识产权法而言，法律规范这条腿的生长速度大大地超过了法学理论研究的这条腿。这种“一腿长，一腿短”的状况在事实上造成了知识产权制度尤如行进在不平坦的道路上。但不可否认的是，知识产权法学不断地创制抽象性和技术性概念，追求规则形式的理性，注重逻辑的层级和规则之间的内在一致性。技术性概念的使用、规则之间关联的合乎逻辑、法学体系的整体协调性成为结构性变化的明显特征。

二、走向实践的转向：关注现象、重视具体

知识产权法学，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实现了一种从工具式的拿来主义到关注生活的现实理性的转向。除了基础理论研究、制度构建研究，还形成了重要的实务研究板块。这一板块以解决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具体知识产权法律问题为直接目标，遵循“形而下”的研究进路，渐而形成与其他民事法律学科研究不同的特色：知识产权司法界成为知识产权法学前沿问题的重要研究力量。这并非司法界的不务正业，恰好相反，是其业务的重要构成。相对于其他民事法律，由于涉及到不断进步的现代科技，知识产权法中直接来自于生活的新问题更多样、更复杂，因此，司法第一线的法官在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中逐渐扮演起部分前沿研究的重要角色。法官们的法学研究，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思考成果，都为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注入了“从生活出发”的实务元素。

“从生活出发”之所以重要，不单单是因为法官解决社会纠纷的职责所在，更是知识、科技推动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后者当然不局限于职业和学术分工，于是除了法官，律师、科研及教学人员均亦有意识地关注本土的知识产权法律现象和具体问题。基于关注现象、重视具体的共同研究路径，知识产权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时常携手合作，并在案例研究方面多有成果，逐渐形成典型案例指导制度。经过多年合作与磨合，学界与司法实务界开始寻求构建长期和稳定合作的全国性平台。

在原有理论研究格局中引入新的研究力量，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知识产权法学研究的成熟期呢？知识产权法学走向实践的转向，实际上能够提供部分的答案。因为走向具体实践的结果，必然是走入社会经济发展形态的需求之中。有创新才可能有理论发展，而理论的发展并非纯属独立自为，必然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现代性的演进，蕴含着关注现象和重视具体的理论诉求，由此新的研究成果方有可能随着经济样态的复杂而呈现多样性。

三、意识形态的适度弱化：通过私法的社会控制

自1949年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抛弃了近代民法学三代学人所积累的法制基础与学识理论，转而继受苏联民法及民法学，这与此前中国继受的大陆法迥异。大陆法系是一个超越国界的抽象的规则体系和理论体系，其意识形态的色彩淡薄，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均可采用。[5]由于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中央集中，改革开放前的民法及民法学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甚至物权法在通过之前都饱受到意识形态的挑战。那么，在知识产权法学的发展历程中，意识形态又对其产生何种影响呢？

知识产权法的研究必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很难想象法学是一个去意识形态化、无意识形态的东西，况且根据经验，法学之所以发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其自有的所谓纯粹学术价值，而是因为它所处的特定意识形态环境，这点在中国变现得尤为明显。对比中国社会的过去和现在，原来的社会控制采用的是纯粹权力模式，而今在竞争经济的培育下，市民社会逐渐成熟，原来的权力空间减次消退而由民众权利进而填充，通过私权和私法的社会控制成为法治发展的未来。正是因为处于这一转型的动态过程中，知识产权法学研究的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即便是局部尚未褪化，也已然成为未来趋势。

在改革开放之前，“知识产权”作为术语在法学研究中并不多见，其所指利益更多地表述为“稿酬”或者“劳动工资”，学界认为因为“它不是等价有偿的问题，它是按劳分配的问题，而商品交换则是等量劳动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性质不同，其内部规律也不同，不能够按一种立法原则和立法手段来处理。”并由此得到一个结论，“所以，我们公有制国家不仅从理论上不承认私法的观点，就是按私权的概念包括的内容看，我们认为也是不同性质、不同种类的，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调整。资产阶级私法的概念在我们这里不能适用。”[6]学者通过对劳酬关系的分析，获得了对著作权、专利权性质的认识，认为是劳酬关系、劳动工资关系。于是，据此所构建的民法科学体系仅仅包括三大块：权利主体、物权、债和合同。因为智力成果不像一般的体力劳动产品，能够在市场上衡量出价值来，智力成果的价值是不能用货币衡量的。因此，智力成果不是商品。至于稿费，则属于劳动报酬的问题，原则上应依照劳动关系处理。这种论证过程和结论，显然是受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基于如此的劳动价值观念，作者利益在改革开放前期至著作权法通过的1990年期间，在法律制度层面上，均以“稿酬”的形式加以维护。

这一时期的作品、科技成果，在研究者看来，尚不属于商品，法律意义上的私权概念也尚无法得以建立，遑论这类成果的交易规则和制度的构建。虽然此处论述参照的是有形物成为市场交易对象的过程，但对知识产品而言，交易前提仍然成立：他们必须相互承认私有者的权利。因为，只有知识产品的创造者获得他人和法律所承认的权利，方才获得进入交易的资格。在1986年之前，学界一直为知识产品的权利化构建理论基础而努力，以劳动报酬观念解读走向市场的知识产品的理论进路逐渐被放弃，权利观念续而形成，法律化也终得完成。从整体上看，对知识产品的理解已经开始形成注重市场交易规则、淡化所有制的法律思维。在这一时期，法学界重拾源自前苏联的“智力成果权”一词来统称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一类民事权利，也有学者将这类权利表述为“无体财产权”。

权利的觉醒和培育，加快了公权力退出知识产权法学领域的速度。在私权发展的两端，知识产权法学研究逐渐形成稳定的领域，一方面，基于现行知识产权法中仍然存在国家意识的现状，形成本研究领域中“国家”意识的批判；另一方面，针对私权或公权对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共领域的挤占现象，兴起公共领域学说，批判并抗拒公共领域空间的萎缩，着力强调知识产权的公共性。具体言之，国家意识在著作权法上强烈挤占本应进入公有领域的智力资源，“《我的前半生》‘无主财产’公告案”所引起的广泛讨论令人对著作权“国家享有”的合理性产生强烈质疑。若放宽地域视野，我们似乎可从比较法角度更清晰地解读到著作权法中残留的公权控制。与日本著作权法进入“国库”而消灭著作权相比，中国著作权法上的“国家享有”并没有消灭权利本身，而仅仅只是权利的转移——国家享有著作权的作品的使用，由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管理。[7]

四、理性的积淀：形式与实质

如前所述，知识产权法学研究范式渐已形成，即便是“知识产权法学理论落后于立法”的观点能够成立，也无法否认范式所具有的理性——无论是形式理性还是实质理性。韦伯认为，“理性”是近代以来法律的发展趋势，就是从“实质”理性发展到“形式”理性、法律中的形式性逐渐呈现并取得支配性地位的过程。法和法的实务实践如何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作为技术和经济发展的结果而存在，这种存在可以说是一种理性的改造。“法的专业性，以及日益把各种适用的法评价为一种理性的、因此随时都能怀着理性的目的加以改造的、内容上没有任何神圣性的技术机构，这都是法的不可避免的命运。”[8]三十年知识产权法制的建设历程，完成了知识产权的启蒙，并进入可以理性思考的阶段。“毫无疑问，启蒙运动的真正后果是完全不同的后果：即把所有权威隶属于理性。”[9]启蒙后的理性，成为与外界对话的基础，而不再人云亦云或就范，创新观点国际视野等构成理性的内涵。

按照韦伯的论述，理性分为形式的和实质的，前者以外观为标准，后者以内在逻辑联系为视角。那么，知识产权法学的形式理性，就应体现为理论的体系化，这种理论理性的直接体现即是对法典化的追求。实质理性，体现为一种对妥当解决中国社会知识产权法律问题的说理及操作方案的追求，或者说，知识产权问题解释和解决之道的中国化，这将显示法律作为地方性知识的特征。体系化的追求，最直接地表现为众多学者对知识产权各个部门法律基本原则的提炼，试图为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及已经进入知识产权法学研究视野的其他权利在理论上抽象出某种基本原则或共同基础，这类成果主要包括了各式以“知识产权总论”命名的专著。在构建理论体系化过程中，知识产权法学研究领域不断地得到拓展。在此过程中，由于知识产权自身对商业和技术的依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重心已悄然发生改变，从创作者、创造者的利益转至投资者利益，在这一意义上讲，著作权法已经变成经济法、商法的一部分。法律保护重心的迁移，直接影响知识产权法学研究者的利益立场。不少学者的研究起点和重心开始发生转向，从权利人到社会公益或社会公众，后者逐渐成为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中力量突显的领域，从本质上讲，这构成制度启蒙之后最为重要的理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如前文所言，对知识产权中公有领域、公共利益及公共政策的研究，由概念而系统，由抽象进而具体地展开。

知识产权法学的理性，除了可从以公共利益作为逻辑起点的研究内容获得体验之外，还表现为国际视野的初具和国际双向交流的形成，这里指的是一种输出性的国际视野，虽然至今仍然幼稚，但远远不再是早期的模仿式制度再造。因为是舶来品，所以或者学习日本、或者学习欧洲大陆国家、或者学习英美。模仿式制度再造，其眼界饱含的是缺乏自信的谦卑，或者说，就是一种单向维度的制度输入或就范。




注释:
[1]［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