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广东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次修正）

　　（１９９４年７月６日广东省第８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９次会议通过　根据１９９７年９月２２日广东省第８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３１次会议《关于修改〈广东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２００４年７月２９日广东省第１０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１２次会议《关于修改〈广东省对外加工装配业务条例〉等十项法规中有关行政许可条款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三章　项目设立阶段环境保护管理
　　第四章　项目建设阶段环境保护管理
　　第五章　区域开发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本省建设项目的环境管理，有效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保护环境资源，保障人民健康，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所有在建设过程及项目建成后产生废水、废气、废渣、粉尘、噪声、振动、电磁波辐射、放射性物质、有毒有害物质、恶臭等影响环境质量的建设项目及其他影响自然生态环境的建设项目。
　　本条例所称建设项目指新建、改建、扩建、迁建项目，技术改造项目，区域开发建设项目。主要包括：
　　（一）工业建设；
　　（二）水利工程（含江河整治）、围海（江）造地工程；
　　（三）港口、码头、机场、铁路（含货场、编组站）、公路干线（含高速公路、城镇高架路等）、电讯工程；
　　（四）危险物品、放射性物品、化学品仓库；
　　（五）饮食业、屠宰业、旅馆、娱乐场所、旅游区；
　　（六）医院、疗养院、教学和科研单位实验室（厂）、广播电视发射设施、电影制片厂；
　　（七）城市污水处理厂、垃圾（废物）处理场（厂）、城市环境整治工程；
　　（八）各类开发区（含工业区）、城市新区的总体建设及具体项目；
　　（九）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其他对环境影响较大的建设项目。

　　第三条　凡从事本条例第二条所列项目的建设必须执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的报审制度；必须执行防治污染及其他保护环境的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下称"三同时"）的制度。
　　项目建成后，其污染物排放必须符合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标准和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其绿化面积和生态保护必须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要求。

　　第四条　建设项目的选择、布局、选址必须符合环境规划的要求，必须同时考虑拟建地区整体环境质量的保护和改善。在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及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地区内，不得建设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的项目。

　　第五条　对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的建设，必须同时治理该项目原有的污染。

　　第六条　引进项目的建设单位必须执行我国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优先选择无污染少污染的清洁生产工艺，配套设置防治污染设施。

　　第七条　处理、处置有毒有害废物的项目，必须经环保部门专项审批。任何单位不得将废物转移给没有污染防治能力的单位。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措施有效控制新的污染和生态破坏，改善环境质量。任何人不得违反环境影响报告的报审制度和"三同时"制度，批准项目的建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下称环保部门）对本辖区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九条　环保部门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实行分级审批管理。分级审批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按各自的职责，协同环保部门做好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管理工作。
　　建设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环境的项目，必须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其环境影响报告经环保部门批准后，项目设立审批部门方可办理项目设立审批。

　　第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环保部门负责制订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规范，对在本省承担环境污染治理工艺设计的单位进行资质审查并核发证书。

　　第十二条　环保部门及其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人员，必须依法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进行检查监督，不得经营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工程。


　　　　　　　　　　第三章　项目设立阶段环境保护管理

　　第十三条　在建设项目初步选址或项目建议书阶段，建设单位或有关主管部门应将项目初步选址等有关情况会知环保部门，环保部门对可能造成较大环境影响的项目，应参与初步选址。项目建议书应有环境保护内容和环保部门的意见。

　　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必须在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完成环境影响报告的报审；不设立可行性研究阶段的，在项目定址或设计前完成环境影响报告的报审。环境影响报告的形式为环境影响报告书或环境影响报告表。

　　第十五条　环境影响报告书由建设单位委托符合资质的环境影响评价单位编制。环境影响评价的现状监测由符合资质的环境监测站承担。

　　第十六条　环保部门自接到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之日起，应分别在三十日、十五日内予以批复。特殊情况经负责审批的环保部门的同级人民政府同意的除外。

　　第十七条　对环境影响较大、公众较为关注的项目，环保部门应征询公众的意见，并对合理的意见予以采纳；对未采纳的主要意见，应向公众解释。

　　第十八条　改变建设项目地点、使用功能、排污状况的，须提前向环保部门重新申报环境影响报告。


　　　　　　　　　　第四章　项目建设阶段环境保护管理

　　第十九条　建设项目的设计文件必须有环境保护专项内容。

　　第二十条　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必须对在施工（包括施工运输）过程中产生的污水、废气、粉尘、废弃物、噪声、振动等污染及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制定相应的防治措施，在施工中保证实施，并及时修整和复原受到破坏的环境。
　　各市（含县级市）人民政府应把防止建设施工污染纳入城市综合管理，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

　　第二十一条　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经环保部门检查同意核发临时排污许可证后，主体工程方可投入实物试运行。环保部门应在建设单位提出主体工程实物试运行申请后十五日内对其环境保护设施进行检查。
　　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运用使用，达不到环境保护要求的，须及时向环保部门报告并改进，对环境影响较大的，应立即停止主体工程运行使用。

　　第二十二条　建设项目投入运行使用后，建设单位或运行使用单位须在限期内向环保部门申报环境保护设施竣工报告，经环保部门审核批准，申领排污许可证。


　　　　　　　　　第五章　区域开发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

　　第二十三条　开发区的设立报批文件，应有环境保护内容及环保部门的意见。未经同级环保部门同意，有关部门不予办理设立开发区的手续。

　　第二十四条　在开发区的总体规划阶段，开发区管理部门须按省人民政府环保部门规定的程序组织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和编制环境保护专项规划，报审批开发区总体规划的同级人民政府环保部门审批。环境保护专项规划应纳入总体规划。
　　建设情况及环境条件变化时，应及时补充进行环境质量的调查与评价，调整环境保护专项规划。

　　第二十五条　对工业区、城市新区等成片开发建设的环境保护管理，参照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对区域性围海围江造地开发、流域水电梯级开发、港口开发、江河整治、大型农业开发等其他区域开发建设，须在规划阶段由制定开发规划的单位按本条例规定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八条规定，未经报审环境影响报告，擅自进行建设，或瞒报、假报建设项目有关情况致使环境影响报告失实的，由环保部门根据不同情节责令限期改正，停止施工或停止生产、运行使用，并可处以下罚款：
　　建设项目投资额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五千元至二万元。
　　建设项目投资额一百万元至一千万元的，罚款一万元至五万元。
　　建设项目投资额一千万元至一亿元的，罚款二万元至十万元。
　　建设项目投资额一亿元以上的，罚款五万元至二十万元。

　　第二十八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规定，环境保护设施未经环保部门检查同意，擅自投入主体工程实物试运行，或项目竣工后，在限期内未向环保部门申报环境保护设施竣工报告的，由环保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或造成污染的，停止生产、运行使用，并可根据不同情节按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额度处以罚款。

　　第二十九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环境保护设施没有与主体工程同时投入运行使用或没有达到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规定要求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不同情节，责令限期改正，停止生产、运行使用。依据国家有关防治污染的法律、法规规定的罚款幅度进行处罚。

　　第三十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七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兴建处理、处置有毒有害废物的项目的，按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处罚；对废物的转移单位由环保部门根据转移废物的数量与危害程度处以二万至二十万元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对违反本条例造成环境严重污染或破坏后果的，根据其危害程度，由环保部门责令停止施工，停止生产、运行使用，消除危害，并可处以五万至三十万元的罚款，同时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所在单位罚款额度的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对造成重大环境事故，导致财产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属施工单位直接责任的，对施工单位处以上款规定的处罚。

　　第三十二条　各级环保部门按其审批管理的权限执罚，罚款缴入同级人民政府财政。

　　第三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四条　环保部门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逾期未批复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未对环境保护设施进行检查的，视同申请被同意，并承担审核同意的责任。
　　各级政府负责人，环保部门与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应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1994年9月1日起施行，省人民政府1987年3月19日公布的《广东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实施细则》同时废止。


公民与法官：“委托与代理”关系

龙城飞将


　　一旦法律的执行转移给专门的官员，司法真正地独立了，就会出现另一个问题：独立后的司法机构能不能提供优质的“公平”产品？能不能生产出真正的“正义”？当他们向社会提供了“负公平”和“负正义”时，社会应当怎么办？如何保证这些官员的活动是为了受害者的利益？在法律专业团体的目的与社会公众利益不同时如何保证他们在裁决时坚持社会公众的利益优先？

　　在非常简单的熟人社会中，根据人们的生活背景和习俗，那些“中间人”，“裁断者”，或者，如果能称之为“法官”的话，尽管他们的诉讼程序十分简单，没有固定的诉讼法，他们总是容易从公理和习惯法出发，从对彼此生活条件、习性的了解中很快地找到事实的真相。

　　但在分工发达，人员高度密集，人们彼此并不熟悉的情况下，法官并未经历引发争执的事件，也不在当事所处的环境与氛围中，他如何能够查清案件的事实真相？

　　换句话说，现在的问题是，假定法院和法官已经争取到自己的独立权利，例如，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英美法系的国家，法院和法官的行为如何能够让人们相信，他们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这里就产生了一个信息经济学上的“代理问题” 。

　　2003年7月13日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播出了这样一个案例。在深圳，有一个人是公司的经理，主管工程，他召集几个包工头，即国外通常所言之工程承包商，让他们伪造证据，召集一批人作为原先自己公司的员工，与自己所在的公司进行劳动纠纷诉讼，索要公司“拖欠的工资”150多万元，导致本公司败诉。这些“员工”胜诉后拿到钱后又转给了他本人。后来，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报案进行刑事侦察，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后来，法院判决他负刑事责任，同时没收他已经拿到的黑钱。

　　发生在2001年广东省肇庆四会的一个案件也同样发人深省。一个人诉另一个人欠款，有书面的证据。被诉的人答辩说，自己是被胁迫之下写的欠条。法官让被诉人就被胁迫举证，被诉人做不到。因为胁迫的一方不可能写一张字条向法庭证明自己是胁迫另一方的，所以被诉人不可能举出被胁迫的证据。我们的证据规则是，证据要让对方承认，谁见到承认自己胁迫别人的？结果，法官判决被诉人败诉，而被诉人感到委曲，难以承受这个判决。案件进入执行阶段，被告一对老夫妇在法院门口喝农药自杀。后来公安机关介入，经过侦察，发现事实的真相确实是被胁迫。 随后，审判这宗案件的法官莫兆军被捕，涉嫌罪名是玩忽职守。

　　《南方都市报》记者就此前往被捕莫兆军工作单位四会法院和主办莫兆军涉嫌玩忽职守案的四会检察院采访，双方意见泾渭分明、截然相反。四会法院一负责人认为，法官判案看的是事实，依照法律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张氏夫妇败诉完全是因为证据不足，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莫兆军法官当时依照双方举证下判，行为是不构成违法的。而且该案是否错案仍未有结论，上级法院对此至今没有定论。

　　四会检察院一负责人认为，莫兆军在办理该案过程中的行为已构成玩忽职守罪。被告人已多次强调借条是受胁迫写的，但莫对此没有充分重视，并不进行全面调查，而且不将审判情况向领导汇报，导致错误判案，令张氏夫妇因感冤屈而自杀 。

　　也许，法官是由于内部的管理机制不得不这样做，也许关于法官管理的一些内部规定冲淡了法律在此对法官裁决行为的要求，总之，法官在表面上是依据诉讼法，或者关于法的解释，或者关于法官管理的内部规定做的。

　　从法的精神和法所要维护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不可能说法官的做法是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审理民事案件，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

　　但是，从法官管理的内部的实际的运作机制来说，他又是对的，他是按照与他最近的一级的文件或官僚的指示和要求这样做的。所以，法官的体制不可能把他的判决作为错案，虽然，他们在许多情况下知道这是冤案。在这种情况下，他做出这样的判决，对他自己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他要彻底地查明事实真相，可能会给他本人带来更大的麻烦。比如，利益集团的压力，或者自己增加了工作量，或者自己力不能及。

　　实体法和诉讼法的主要目的都是查明事实，而不是想让社会上多一些上面列举的“冤案”。但在实际的法律实践中，却是十分容易使得这一类案件实际上不太容易查明事实。具体说来，在上面这两类案例的情况下，如果不是发生了后来的因素使得真正的案情最终水落石出的话，事实真相就被永久地掩埋了。

　　因此，我们经常听到有法官和律师这样解释，“我知道事实的真相是这样的，但是证据所能证明只能是那样的，所以不得不做出那样的判决”。有时候，他们还用“真正的事实不等于法律事实”这句习惯用语来为上述的判决做解释。

　　诚然，我们可以承认，真正的事实不等于法律事实，但不能说这两者没有关系。在案件中，真实的事实已经发生过了，不能重演，人们只能根据证据来“再现”当时的情景，来表现真实的事实，所以，这两者的关系，是哲学上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真实的事实是绝对真理，法律的事实是依据证据证明的真实事实，是真实事实的再现是相对的，因而是相对真理。搜集证据，形成证据链条，就是要使分散的证据串起来，证明当时绝对发生的事件。所以，真实事实与法律事实不可以绝对地分离，割裂。

　　同样，我们应当承认，真正疑难的案件是少数，大量的是案情并不十分复杂的普通案件。一般来说，法官面临的案件分为两类：一般性简单案件和特殊性的复杂案件。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用的方法，法官投入到这些案件上的劳动，可以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简单劳动是不需要经过太多的专业训练即可以从事的工作，复杂劳动则需要较高的技能和知识，以及经验。复杂劳动可以折合为倍加的简单劳动。古时候的中国，行政官僚集侦查、检察和审判职能于一身，他们在并非十分专业，绝对没有今天刑侦技术高明的情况下尚能办理普通的案件，有时甚至能够解决复杂的案件，比如黑包公和狄仁杰。相形之下，如果使得某一类案件长期不得依照事实与法律判决，如果法官和律师明明知道又长期使得法庭认定的事实远离真实的事实，未免难以向社会作交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