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湖南省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




湘国资〔２００８〕６号
各有关部门、各市（州）国资委、各监管企业：
　　为指导我省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规范实施股权激励制度，建立健全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中长期激励机制，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我们制定了《湖南省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实施意见（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遵照执行。



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００八年一月十日


湖南省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实施意见（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指导我省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规范实施股权激励制度，建立健全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中长期激励机制，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股权激励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境内股权激励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制定本实施意见。
　　第二条　本实施意见适用于股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上市的我省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不包含中央企业及其所属企业控股的在我省的上市公司。
　　第三条　本实施意见所称股权激励，主要是指上市公司以本公司股票为标的，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实施的中长期激励。
　　第四条　实施股权激励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激励与约束相结合，风险与收益相对称，强化对上市公司管理层的激励力度；
　　（二）坚持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管理层利益相一致，有利于促进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维护中小股东利益，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三）坚持依法规范，公开透明，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四）坚持从实际出发，试点先行，审慎起步，循序渐进，不断完善。
　　第五条　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公司治理结构规范，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组织健全，职责明确，运行规范有效。外部董事（含独立董事，下同）占董事会成员半数以上；独立董事中至少有一名会计专业人士（会计专业人士是指具有会计专业高级职称或注册会计师资格认证的人士）；
　　（二）薪酬委员会由外部董事构成，且薪酬委员会制度健全，议事规则完善，运行规范；
　　（三）内部控制制度和绩效考核体系健全，基础管理制度规范，建立了符合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劳动用工、薪酬福利制度及绩效考核体系；
　　（四）发展战略明确，资产质量和财务状况良好，经营业绩稳健，近三年保持盈利且无财务违法违规行为和不良记录；
　　（五）证券监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六条　股权激励对象原则上限于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对上市公司整体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影响的核心技术人员和管理骨干。上市公司监事、独立董事以及由上市公司控股公司以外的人员担任的外部董事，暂不纳入股权激励计划。证券监管部门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人员，不得参与股权激励计划。
　　第七条　在上市公司担任职务的上市公司母公司（控股公司）的负责人，可参加股权激励计划，但是只能参与一家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其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应符合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或部门的有关规定。在股权授予日，任何持有上市公司５％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人员，未经股东大会批准，不得参加股权激励计划。


　　第二章　股权激励计划的申报和审批


　　第八条　国有控股股东应依法行使股东权利，要求和督促上市公司做好股权激励的可行性研究工作，充分分析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对公司治理、股权结构、薪酬考核体系、财务状况可能产生的影响和风险防范控制的办法。
　　第九条　拟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由其国有控股股东向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国资委）提出股权激励申请报告（控股股东为集团公司的由集团公司提出）。申请报告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
　　（一）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二）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结构和董事会、监事会、薪酬委员会人员构成情况；
　　（三）上市公司董事会、薪酬委员会议事规则；
　　（四）上市公司公司治理自查报告和证券交易所、公司所在地证监局对上市公司治理情况的综合评价和整改建议；
　　（五）上市公司内控体系、绩效考核、劳动用工、薪酬福利情况；
　　（六）企业发展战略、财务、经营业绩情况。
　　第十条　省国资委对国有控股股东提交的股权激励申请报告进行审核，出具审核意见函。
　　第十一条　股权激励申请报告经省国资委审核同意后，国有控股股东要指导上市公司拟订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应符合《股权激励办法》、《境内股权激励办法》和本实施意见的规定。
　　第十二条　国有控股股东应依法行使股东权利，要求和督促上市公司在省国资委中介机构备选库中选聘符合资格条件的相关专业机构按《股权激励办法》规定对股权激励计划出具法律意见书和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第十三条　上市公司薪酬委员会拟定的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应提交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应当就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是否存在明显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发表独立意见。
　　第十四条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股权激励计划之前，国有控股股东应将拟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报省国资委审核。股权激励计划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上市公司简要情况，包括公司薪酬管理制度、薪酬水平等情况；
　　（二）股权激励计划和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应由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及其相关说明；
　　（三）选择的期权定价模型及股票期权的公平市场价值的测算、限制性股票的预期收益等情况的说明；
　　（四）上市公司绩效考核评议制度及发展战略和实施计划的说明等。绩效考核评价制度应当包括岗位职责核定、绩效考核评价指标和标准、年度及任期绩效考核目标、考核评价程序以及根据绩效考核评价办法对高管人员股权的授予和行权的相关规定；
　　（五）董事会决议及独立董事意见函；
　　（六）法律意见书；
　　（七）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八）上市公司监事会对公司股权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九）上市公司上年年度报告和最近一期季度报告；
　　（十）省国资委认为需要的其它材料。
　　第十五条　省国资委对国有控股股东申报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进行审核后批复。
　　第十六条　省国资委审核同意批复股权激励计划之后，上市公司应按规定和要求将股权激励计划报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备案，同时抄报证券交易所、公司所在地证监局。中国证监会提出异议的，上市公司不得发出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审议及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第十七条　在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应采取分期实施的方式。国有控股股东应将上市公司按股权激励计划实施的分期股权激励方案，事前报省国资委备案同意。
　　第十八条　国有控股股东在下列情况下，应按本实施意见规定重新履行申报审核程序：
　　（一）上市公司终止股权激励计划并实施新计划的；
　　（二）上市公司变更股权激励计划以下事项之一的：
　　１、变更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２、变更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权益数量、标的股票种类、来源和数量；
　　３、变更激励对象各自被授予的权益数额或权益数额的确定方法；
　　４、变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或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确定方法；
　　５、变更股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标的股票禁售期；
　　６、变更股权激励计划涉及的权益数量、标的股票数量、授予价格或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７、变更激励对象获授权益、行权的条件。



第三章　股权激励计划的考核、管理


　　第十九条　国有控股股东应依法行使股东权利，要求和督促上市公司结合企业情况、行业特点，建立严格的与股权激励相适应的年度和任期绩效考核评价制度，以绩效考核指标完成情况为基础对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动态管理。
　　第二十条　上市公司国有控股股东在上市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前，应将上市公司年度和任期绩效考核指标完成情况及绩效考核结果报省国资委审核，并按省国资委的意见行使表决权。
　　第二十一条　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母公司（控股公司）的负责人，其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应符合《湖南省国资委监管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或相应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或部门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二条　上市公司发生以下情形之一时，国有控股股东应依法行使股东权利，要求上市公司中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自发生之日起一年内不得向激励对象授予新的股权激励，也不得根据股权激励计划行使权利或获得收益：
　　（一）企业年度绩效考核达不到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绩效考核标准的；
　　（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部门、监事会或审计部门对上市公司业绩或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提出重大异议的；
　　（三）发生重大违规行为，受到证券监管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
　　第二十三条　股权激励对象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上市公司国有控股股东应依法行使股东权利，提出终止授予新的股权并取消其行权资格：
　　（一）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章程规定的；
　　（二）任职期间，由于受贿索贿、贪污盗窃、泄露上市公司经营和技术秘密、实施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声誉和对上市公司形象有重大负面影响等违法违纪行为，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害的。
　　第二十四条　在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高级管理人员个人股权激励预期收益水平，应控制在其薪酬总水平（含预期的期权或股权收益）的３０％以内。
　　第二十五条　授予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份，应根据任期考核或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行权或兑现。授予的股票期权，应有不低于授予总量２０％留至任职（或任期）考核合格后行权；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应将不低于２０％的部分锁定至任职（或任期）期满后兑现。
　　第二十六条　国有控股股东应在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５个工作日内将以下情况报省国资委备案：
　　（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行权或解锁等情况；
　　（二）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权的数量、期限、本年度已经行权（或解锁）和未行权（或未解锁）的情况及其所持股数量与期初所持数量的变动情况；
　　（三）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绩效考核情况、实施股权激励对公司费用及利润的影响等。
　　第二十七条　国有控股股东应按照有关规定和本实施意见的要求，督促和要求上市公司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股权激励计划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等相关信息。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实施意见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控制权、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高级管理人员、外部董事、独立董事、股权激励预期收益等用语的含义与《境内股权激励办法》一致。
　　第二十九条　原经批准已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应按本实施意见要求重新履行申报审批程序。
　　第三十条　我省国有控股境外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应符合《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外）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的要求，并参照本实施意见规定执行。
　　第三十一条　本实施意见由省国资委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三十二条　本实施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保险合同纠纷审判实务疑难问题探讨

　　　　　　　　　　　　　　刘竹梅，林海权 最高人民法院

　　近年来，保险合同纠纷案件逐年上升，案件类型更加多样，新型、疑难案件不断出现。为解决保险法适用中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对一些典型性案件做了批复和政策指引，各地法院也先后出台了一些规范性意见，但裁判标准不统一的情况仍然存在。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启动了保险法司法解释的起草工作，就保险法保险合同章的规定，结合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审理中亟需解决的问题进行解释。笔者作为该司法解释的参与者，就保险合同纠纷审判实务中的一些疑难问题予以探讨，但文中所表述的观点仅代表个人的理解与认识。

一、保险利益原则的理解与适用

（一）保险利益的界定：如何理解“承认的利益”保险利益界定是保险法适用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因为其涉及到保险合同的效力认定。保险法将保险利益界定为 “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对于如何理解该表述中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存在不同认识。一种观点认为，保险利益的存在必须以实体法上的权利为基础，只有作为承保财产的合法权利人才具有保险利益，例如财产所有人、经营管理人、保管人、承揽人、承运人、承租人和抵押权人等。另一种观点认为，保险利益是指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物具有的经济利益关系，该利益关系并不限于实体法上的权利，包括所有事实上的经济利益关系。根据前一种观点，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在取得标的物所有权之前对买卖的货物没有保险利益，即使该货物的风险已经转由买受人承担；根据后一种观点，既然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买受人当然具有保险利益，即使其不是所有权人。

从历史发展看，保险利益学说经历从一般性保险利益到技术性保险利益，再到经济性保险利益等学说的发展。[1]一般性保险利益学说将保险利益与保险标的物所有权等同起来，认为只有保险标的物所有权人才有保险利益。技术性保险利益说虽将保险利益从所有权概念中分离出来，但仍以法律规定的权利为基础来判断保险利益是否存在。这使得保险只不过是法律上损害赔偿的替代品而已，无法发挥保险制度分散损失与危险于共同团体之经济效用。[2]于是出现了经济性保险利益学说。该说认为，保险是分担危险、对损失进行补偿的一种制度，只要投保人对某一物存在经济上的利益，即可订立保险合同。[3]该观点为保险业的发展留下更大的发展空间，也是当前世界各国的主要做法。因此，对我国《保险法》第12条所表述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似应解释为法律上承认的所有经济利益关系。“法律上承认”应指的是“保险利益”的“合法性”要求，而不是要求“法定权利”为基础。正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刘宗荣所言，保险利益，不只是必须有利害关系，而且这种利害关系，必须是可以保险的，也就是经过法律的价值判断，被认定为正面的。[4]因此，“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不能解释为“合法权利”，而应理解为“合法的经济利益”。[5]

（二）保险利益的界定：如何理解“合法性”

　　既然只有合法的保险利益才可作为保险标的，那么如何理解“合法性”？审判实践中对此存在不同观点。有观点认为，财产保险利益是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物具有的利益关系，保险标的物不合法并不代表保险利益不合法，因此，有些财产的实体法权利虽存在瑕疵，但仍可能是可保利益，例如违章建筑虽然不是合法财产，但所有权人在投保火灾险时对违章建筑仍具有可保利益。另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合法的保险标的物才具有保险利益，不合法保险标的物不具有可保性，因此，所有不合法的财产都不能作为保险标的。根据该观点，违章建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作为保险标的物。在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的起草论证中，大家一致认为毒品不具有可保性，但对违章建筑、走私物品、盗窃物、违法种植的树苗等是否具有可保性存在较大争议。

如前所述，经济性保险利益学说代表着保险利益学说的发展方向，也更符合保险行业的发展需要。根据经济性保险利益学说，保险标的物与保险利益具有不同指向，保险标的物是保险事故发生时遭受损失的财产，保险利益则是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物具有的经济上的利益关系，即标的物发生保险事故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失。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物的实体法权利虽然存在瑕疵，但并不能排除其对该标的物的利益关系，该标的物发生保险事故的，被保险人仍遭受经济损失。例如，对于违章建筑，其虽然不符合行政管理法规，但只是在价值形式上不能等同于合法产权的房屋，其所有人为建设该房屋需投入一定的资金、劳务，其使用的建筑、装饰材料等客观上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如发生火灾等事故，其仍将可能遭受一定的损失。而且，该建筑物上存在的瑕疵并不当然意味着该瑕疵无法消除或补正，被保险人仍可能取得完全合法的所有权。因此，不能否认其可保性。至于保险利益自身所应具有的“合法性”如何判断，则应以是否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或公序良俗为标准，违反的即为不适法利益。[6]例如，毒品、走私物品则属于强制性法律明确禁止交易的物品，任何人对其不具有保险利益。

（三）保险利益的效力：在他人保险利益范围内投保如何处理

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是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物的合法经济利益关系，同一保险标的物上可能存在不同保险利益。不同的被保险人在各自的保险利益范围内进行投保的，保险合同有效。被保险人在他人保险利益范围内投保的，保险合同是否有效、保险公司是否应承担保险责任则存在疑问。例如，货物承运人对于其承运的货物享有的是责任保险利益，而不享有所有权保险利益，但由于财产损失险的保险费率通常高于责任险的保险费，有的保险代理人会诱导货运承运人投保财产损失险，在此情况下，承运货物发生毁损灭失的，保险合同是否有效？实践中，承运人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的，保险公司通常会以其并非财产所有权人为由拒赔；财产所有权人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的，保险公司通常会以其并非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由拒赔。审判实务界大部分观点认为，保险公司应承担责任，至于承担责任的依据，有保险责任说、缔约过失责任说、侵权责任说等不同观点；个别观点认为，保险公司无需承担保险责任。

从保险运行原理来看，被保险人在他人保险利益范围内投保的，保险利益在合同订立时即不存在，而且在整个保险合同存续期间，除非特别事由发生，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都不具有保险利益。既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物不具有保险利益，保险人当然无需承担保险责任。但是，当前保险市场上之所以存在相当数量的在他人保险利益范围内投保的情形，主要原因在于保险公司及其代理人没有尽到应有的提示、说明义务，有些情况甚至是因保险代理人的诱导行为产生的，如果完全否认合同效力，实际上是允许保险公司逃避保险责任。在其他同等保单中，保险事故没有发生，当事人一般不会产生争议，保险合同效力不会受到质疑，保险公司收取的保费无需返还，如允许保险人对已经发生的保险事故拒绝承担保险责任，将在实质上造成权利义务的不对等。因此，为减少保险人的销售误导行为，防止保险人任意以保险利益不存在为由拒赔，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应要求保险人承担一定的责任。至于承担责任的依据，以侵权责任为基础可能更为妥当。首先，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不具有保险利益，要求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保险原理。其次，承担缔约过失责任通常以合同不成立或无效为前提，且仅赔偿信赖利益损失，但在他人保险利益范围内投保情形下，保险合同是否当然无效存在争议，且仅要求保险人赔偿信赖利益损失不能达到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目的，故以缔约过失责任为基础不妥。第三，以侵权责任为基础符合法理，也能更好地平衡双方利益关系。由于保险的专业性，为保护被保险人利益，保险法规定了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该义务应包括对保险利益的说明，保险人未对被保险人就“不具有保险利益将导致无法理赔”进行说明的，应承担侵权责任，这符合侵权法的基本原理。[7]从法律后果来看，保险人承担侵权责任的赔偿数额原则上相当于保险赔偿金的数额，但如投保人自身也存在过错，则可基于与有过失原理适当减轻保险人的赔偿责任。

二、保险告知义务的理解与适用

（一）告知义务的主体：被保险人是否承担告知义务

关于告知义务人的主体，《保险法》第16条仅将投保人规定为义务主体，但理论界与实务界均有观点认为，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一致时，应将被保险人也视为如实告知义务的主体。[8]这是因为：首先，要求被保险人承担如实告知义务符合立法目的。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物的风险状态更为最清楚，对重要事实的了解程度高于投保人，对被保险人课以如实告知义务更有利于保险人准确评估危险。其次，要求被保险人承担如实告知义务更有助于防范道德风险。由于只有被保险人完全了解自身风险状况，如仅投保人承担如实告知义务，则明确知道自己不符合承保条件的被保险人，可通过他人代为投保逃避如实告知义务。此外，要求被保险人承担如实告知义务，也符合域外立法的趋势。[9]当然，由于《保险法》第16条所确立的告知范围仅限于保险人询问范围，故被保险人仅只有在保险人询问情况下才需承担如实告知义务。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一致，只要一人如实告知即可。因此，在被保险人是投保人以外的第三人的情况下，被保险人负告知义务更符合保险法的精神。

（二）告知义务的违反：合同解除与保险人拒赔的关系

关于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保险法》第16条采取双轨制模式，规定解除合同和拒绝赔偿两种法律后果，并设置不同的构成条件。关于保险人解除合同与拒绝赔偿的关系，审判实践中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保险人拒绝赔偿是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保险人拒赔必须以解除合同为条件；一种观点认为，保险人解除合同与拒绝赔偿是相互并列的法律后果，二者相互独立，保险人拒绝赔偿无需以解除合同为条件。

从保险法的立法角度看，第一种观点似更为符合立法原意。首先，该观点符合《保险法》第16条的文义标准。根据《保险法》第16条第4款和第5款的表述，保险人对“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根据文义解释，保险人拒赔以合同解除为条件。第二，该观点符合《保险法》第16条的体系标准。《保险法》第16条是完整的体系，第1款规定如实告知义务的范围，剩余条文规定告知义务违反的后果。第2款规定解除权的行使条件，第3款规定解除权的行使期间，第4款和第5款规定解除权的行使后果。根据体系解释，保险人拒绝赔偿是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第三，该观点符合《保险法》第16条的立法目的。为加强投保人利益的保护，2009年保险法增加了不可抗辩条款和弃权条款，对保险人的解除权进行限制。如果保险人可不解除合同直接拒赔，则不可抗辩条款和弃权条款的意义大打折扣。保险人只有在解除保险合同后才能拒赔并非没有例外。在一些短期保险合同中，保险期限可能就一、两年。实践中，有些保险事故虽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可能是在保险合同届满后，保险人一般也是在此时才发现投保人未尽到如实告知义务。在此情况下，由于保险合同因合同期限届满终止，要求保险人解除合同已经不可能，故应允许保险公司直接拒赔。但是，保险公司拒绝赔偿仍然应受到 《保险法》 第3款和第6款的限制，超过不可抗辩期或者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就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不能拒赔。

（三）告知义务的违反：保险合同解除与撤销的关系

保险法如实告知义务制度与合同法可撤销制度都解决当事人订立合同时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那么二者处于什么关系？如果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同时，符合民法上意思表示瑕疵的相关规定，保险人除了依据保险法的规定行使解除权外，是否还可以根据民法上的规定行使撤销权。对此，存在以下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保险告知义务制度是保险法上的制度，民法上的意思表示瑕疵制度是民法上的制度，二者的立法目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均不相同，保险法上保险告知义务的规定并不排除民法上意思表示瑕疵相关规定的适用。另一种观点认为，保险告知义务制度是民法上意思表示瑕疵制度在保险法上的特殊制度，依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应该排除民法上意思表示瑕疵制度的适用。第三种观点认为，应该根据不同的意思表示瑕疵分别对待：如果投保人以欺诈的形式违反告知义务的，保险人除了可以根据保险法的规定解除合同外，还可以根据民法意思表示瑕疵制度的规定撤销合同；如果投保人主观上并没有恶意的，则保险人只能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寻求救济。

从平衡保险人与投保人双方利益关系来看，第三种观点似更为合理。《保险法》第16条第3款规定了不可抗辩期间，自保险人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30日，或者保险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两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保险合同，该条款的目的在于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利益，但该规定也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例如，明知自身不符合条件投保人仍可通过欺诈的方式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如及时发现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要求解除合同的，投保人仅承担合同解除前部分的保险费损失；但如果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成立后两年才发生保险事故的，则保险人因超过不可抗辩期不得解除合同，被保险人仍然可能获得赔偿，这显然不利于惩罚保险欺诈行为。实践中，甚至有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成立两年内发生保险事故，但故意拖延至合同成立两年后才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以规避如实告知义务。为了防范个别投保人利用不可抗辩期间规避如实告知义务，有必要通过合同法上的撤销制度对该类行为进行规范。因此，如果投保人以欺诈的形式违反告知义务的，超过不可抗辩期间，保险人无法依据《保险法》第16条规定解除保险合同的，应允许其根据合同法上的相关规定撤销合同，这也是当前《德国保险合同法》所采的观点。[10]当然，实践中应谨慎适用该规定，只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投保人采取欺诈行为订立合同的，才可允许保险人撤销合同。

三、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理解与适用

（一）明确说明义务的范围：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如何界定

关于明确说明义务的对象，2009年保险法修订时将原来的“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修改为“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将散见在保险单其他条款中涉及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也纳入明确说明的范围。对于如何理解该条的“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理论界的界定方式不一，实务界也存在较大争议，归纳而言存在狭义说和广义说两种观点。狭义说认为，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是我国保险法特有制度，对保险人过于苛刻，在审判实践中已经成为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的兜底条款，社会效果不好，应当严格限制明确说明义务的适用范围，故“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仅包括保险单中责任免除部分。广义说认为，由于保险条款的专业性、复杂性以及保险公司特有的营销方式，投保人经常在尚未了解保险条款的情况下订立保险合同，保险公司经常利用格式条款减轻、免除其保险责任，故应当强化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以促进诚信保险市场的建立，“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 包括保险合同中一切约定保险人不承担或者少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条款。

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界定，应合理平衡投保人与保险人双方的利益。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存在与保护投保人利益息息相关。[11]一方面保险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保险合同所采用的相关条款往往包含大量专业术语，不但晦涩难懂，且内容庞杂，普通的投保人对保险条款难以理解，因此，要求保险人对相关条款进行说明，有助于解决保险人的专业性与投保人的非专业性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12]另一方面，保险条款一般都是由保险人单方提供的格式条款，投保人对保险条款进行实质性修改的难度较大，只剩下“要么接受，要么走开”的权利，因此，保险人在保险合同订立之前应对保险条款中的免责事由进行说明。[13]但是，加强投保人利益的保护不能忽视对保险人运行成本的考量。要求保险人承担广泛的明确说明义务，保险人要支付更高的运行成本，该成本将会以不断提高的保险费转嫁给投保人，不仅加重投保人负担，也可能会抑制保险行业的发展。[14]因此，从保险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界定采折衷观点可能更为妥当，即包括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给付等免除或减轻保险人责任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