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行政公诉制度下行政公诉人的界定

蔡书芳
(中共西安市委党校 西安 710054)


摘要 目前，在我国建立行政公诉的制度的呼声很高，行政公诉问题在我国越来越为社会各界所关注。笔者试图从行政公诉在我国存在空间入手，对行政公诉人予以界定，以期能够对行政公诉制度下行政权和检察权的冲突有所认识和帮助。
关键词 行政公诉制度 行政公诉人 公益诉讼 行政公诉
一、我国建立行政公诉制度的意义
根据2000年2月15日颁布的《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2000年开始最高人民检察院将与国家工商局等有关机关研究保护国有资产权益的检察机关的起诉方式，适时提出检察机关提出行政诉讼的立法议案，探索检察机关参与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诉讼的具体标准。在有些国家中运行良好的行政公诉制度在我国有无存在的理由呢？笔者认为在我国建立行政公诉虽然有一定的困难，但就现阶段的发展需要而言是可行的，甚至是必要的。
（一）建立行政公诉制度是现实的需要。
在行政执法的实践中，行政违法行为致使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受到损害，但是由于一些特定的行政行为没有直接的受害者或只有受益者，因此无人对违法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违法行为得不到纠正，最终导致公共利益损害以及不特定的受害者的损
失，但是由于违法行为涉及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利益，受害者不愿付出较高的诉讼成本而让他人受益。如一些地方存在的国家税收机关不依法收税，而采用讨价还价的方式“半额征税”的现象，一般意义上的行政诉讼对此是束手无策的，只能通过建立行政公诉制度来遏制这类现象。
（二）我国的行政体制决定了行政公诉的存在。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根据该条规定，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应是全方位的，不应限于《行政诉讼法》第64条的行政抗诉。因此，我国的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必须监督、维护法律的正确执行。但应当明确的是，这种监督权最终是要通过诉讼的方式来实现。检察机关对于行政
机关行政执法过程中的不法行为，特别是损害公共利益的而又缺乏诉讼提起人的行政不法行为有权予以制止，提出建议乃至诉讼，用司法裁判的方式最终解决不法行政行为对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的损害。
（三）公民维权意识的现状亟待建立公诉制度。
随着法制建设的深入，我国公民的法律诉讼意识已有很大的发展。但我们也应当看到，现阶段行政诉讼过程中出现的“不想告、不敢告、告不了”的现象仍一定程度的存在。因此，对于自己权益受损而是否诉讼都犹豫再三的民众，而要求他们去提起公益诉讼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此，针对目前民众维权意识的现状，笔者认为，公益诉讼在现阶段更应该由特定的机关来实施。而根据我国现行体制，检察院行使行政公诉权是有很大优势的。从现实情况来看，行政诉讼法已经颁布了十年之久，检察机关行使行政监督权也积累不少宝贵的经验，各方面的条件已渐趋成熟。而且各地检察机关已普遍设立了行政检察机构，专门负责行政案件的监督，因此比照刑事公诉制度设立行政公诉制度是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和优势条件的。
二、行政公诉人的界定
既然建立行政公诉制度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现实的可行性，那么接下来对行使行政公诉权的主体予以准确定位就显得尤为重要，即行政公诉人的界定问题。
行政公诉人的界定是建立行政公诉制度的一个具有前提性意义的问题，涉及到何为行政公诉的问题。笔者试图区别行政诉讼的客观诉讼的两个组成部分：公益诉讼，行政公诉之间的界限，主张将行政公诉定为于按照法律规定，当违法行政行为侵害了公共利益时，检察机关得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将行政公诉人定位为检察机关。
我国学术界关于行政公诉人的观点主要有两类，一种观点认为行政公诉人可分为三类：一是检察机关，二是特定的公益性社会团体，三是部分自治组织。另一种观点则为多数学者赞同。认为行政公诉人仅仅是检察机关，而不是社会团体或其他国家机关。在这里我们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特定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及部分自治组织能否提起行政公诉；二是检察机关能否提起行政公诉。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决定了行政公诉人的界定，下文分别论述：
特定公益性社会团体及部分自治团体（下文简称特定的社会团体）能否提起行政公诉，其实又可以分解为三个子问题，一是特定的社会团体能否提起行政诉讼；二是特定的社会团体能提起何种行政诉讼；三是特定的社会团体提起的行政诉讼能否称为行政公诉。
首先，特定的社会团体能否提起行政诉讼？社会团体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社会团体作为一类主体理应具有自身的利益。从各国通行做法，社会团体、个人和法人均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的原告。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有权提起行政诉讼，这里的其他组织即包括社会团体。应该说社会团体可以成为原告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已经成为常识，社会团体能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这点已无问题。
其次，社会团体能否有资格代表其成员提起行政诉讼？这类诉讼在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法律上称为团体诉讼。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63年的“改进有色人种地位全国协会诉巴顿案件”中，主张社会团体有资格主张其成员的相应的权利，但其资格要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一是当成员的利益非常分歧，有明显的冲突时，团体不能作为其成员的代表代为诉讼；二是团体所提出要求必须由成员决定时，团体也没有资格代表成员诉讼。我国学术界对此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团体成员的利益和团体的利益是有区别的，团体成员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着利害关系，而团体作为一个主体的利益与被诉的行政行为之间并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根据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构成要件，社会团体不能作为原告起诉。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赋予居民、成员和消费团体以原告资格，理由是团体诉讼更经济，更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避免法院同类案件判决的不一致。我国目前立法对团体诉讼还没有作出明文规定，有些学者也主张社会团体可以为其成员起诉提供帮助。从立法的趋势来看，团体诉讼在我国成为势在必行，但这也需要相应的理论研究达到一定的深度。
最后，特定的社会团体提起的行政诉讼能否称为行政公诉？在现代国家，社会团体一般可以提起三类行政诉讼，一类是以自己团体的利益为由提起的行政诉讼；一类是以自己团体成员的利益为由提起的行政诉讼；最后一类是以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为由提起的行政诉讼，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公益诉讼或公益诉讼。因此从现有的行政诉讼理论及各国的实践来看，社会团体可以成为一般行政诉讼的原告，公益诉讼中的原告，及社会团体中的原告但不能称为行政公诉中的行政公诉人。公诉权首次见于1808年拿破仑刑事诉讼法典，该法典第一条规定：“请求定罪科刑的刑事公诉权，专由依据法律授予这种职权的官吏行使”。我国学者认为公诉指享有追诉权的国家专门机关，为维护公共利益依法决定是否将特定的犯罪嫌疑人交付审判，支持提起的公诉及提请法院改变错误刑事判决的活动。尽管学术界对公诉的定义还不尽一致，而且对公诉界定时是从刑事法律制度上着手，但我们可以看出公诉有三个基本点：一是由特定的国家机关提起，二是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三是具有主动性和积极性。行政公诉尽管区别于刑事公讼，但也符合以上所列的公诉的三个基本特点。因此团体诉讼与行政诉讼是两类不同的行政诉讼，提起团体诉讼的特定社会团体并非是行政公诉人。
能否由检察机关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提起行政公诉呢？对于这个问题学界一般是略而不谈的，其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就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职能与分工来看，立法机关，如我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具有立法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能，但只能就一部分违宪事项进行审查、予以监督；行政机关可以监督，甚至制约行政机关，但这完全是内部性的，形成的制度是行政复议而非行政诉讼；法院是制约行政权力的司法部门，但其实行“不告不理”原则，是一种“消极”的制约方式，这种方式不符合行政公诉人中公诉人的角色，而且法院也不能审理自己的案件。因此，检察机关作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理应成为行政公诉机关，检察官在代表公益方面，尤其是在司法和诉讼活动中被视为直接，当然的公益代表人，由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诉是理所当然也是符合立法精神的。
那么检察机关能否成为行政公诉人呢？匈牙利民事诉讼法第337条第4款规定，如行政机关不同意检察长的抗议，检察长有权从这一决定通知日起30天内向法院提起诉讼。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确定以下重要的原则，“无论什么时候被指控的行为影响到整个国家利益，涉及到宪法要求关心的国家事务，或涉及到国家有确保全体公民的平等权利的义务等，联邦总检察长都有权提起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诉讼”。英国总检察长对公共机构的越权行为，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发布阻止令或作出确认判决。我国学术界对检察机关能否作为行政公诉人，具有原告资格，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检察机关不具有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理由是由一个国家机关对另外一个国家机关提起诉讼是荒唐的，是不合逻辑的。也有学者对行政公诉提起了疑问，认为对于以国家机关损害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要维护这样一种诉讼需要较高的成本，能否达到理想的那样？即使建立行政公诉制度，公诉机关能负担起责任吗？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赋予检察机关以原告资格，这也就是本文的主要观点。
界定行政公诉，行政公诉人，还有必要将公益诉讼与行政诉讼的异同寓意明确。公益诉讼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广义上的公益诉讼是指任何人可借诉讼指摘行政措施之违法，后者仅限于一定区域范围内之居民或其具有一定特别资格者就行政活动之违法、不公或者指摘者。对于这类新型的诉讼制度，各国并无统一的名称，如日本的《行政案件诉讼法》第5条规定的公益诉讼，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法》第9条规定的公益诉讼。公益诉讼与行政公诉的联系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两者均是各国对起诉资格不断放宽，甚至取消的产物。“倘若限制公民只在权利受到侵犯时才能起诉，不仅混淆了公法关系与私法关系的性质，而且过分束缚对公共机构违法行为的监督，不符合现代行政法发展的趋势”。无论是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还是行政公诉的公诉人，其均与被诉行政行为无直接利害关系，这与传统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标准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是对“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标准的突破。二是两者均属于客观之诉，其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完整的行政诉讼制度，既应当有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救济，也应当有对国家和公共利益的救济”，公益诉讼和行政公诉都不是据于个人利益提起的行政诉讼，而是立于“行政监督的地位，监督行政法规之客观公正的运用”，“以确保行政的客观合法性或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三是行政公诉和民众公诉的衔接问题，行政公诉是对重要公共利益受损害时所提出来的诉讼，其提出并不以公益诉讼的提起为限，也不因为一般意义上的行政诉讼提起为限。当行政公诉已经提起后，一般情况下不应再提起公益诉讼，此时以行政机关明显的徇私舞弊、滥用职权为例外情形。
公益诉讼与行政诉讼的区别在于：一是启动诉讼程序的主体不同。公益诉讼的提起主体是公民或社会团体，是属于“私人主体”；而行政诉讼的公诉人为检察机关，其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具有明显的“公”的性质。二是涉及的“两造关系”不同。公益诉讼中的“两造”与一般的行政公诉并无不同，都是个人或社会力量对国家的抗议，尽管一般的行政诉讼中也涉及到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但其主要是一种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行政权）的抗争，从这个角度讲，公益诉讼更接近于一般的行政诉讼。而行政公诉的“两造关系”是国家检察权对国家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在行政公诉关系中形成了由国家机关（司法机关）根据国家机关（检察机关）的起诉，对国家机关（行政机关）进行监督制约的关系。实际上行政权在此遭受到双重权力的制约，尽管这时显然增加了诉讼成本，但对保证和监督行政权的良好运行，特别在行政权极度膨胀，极易被滥用的情形下，具有显著的效果，如果说“行政诉讼制度以制约行政权力为中心内容，是权力制约理论最重要最为现实的实践”，那么行政公诉是权力制约理论在行政诉讼中的一种更为鲜明的表现形式。三是行政公诉中由于是由国家权力对抗国家权力，极易形成“势均力敌”的态势，而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根据于行政权还是要比公益诉讼的提起方更为强大。因此相比而言，行政公诉更能起到积极纠正行政违法的作用。
三、结语
行政公诉制度是法律制度发展中的一次伟大的创举，它对于依法行政，避免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受损具有积极的意义。在这项制度当中检察权与行政权站在了截然对立的位置。如何在现有的体制，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行政执法监督权无疑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因此，应当尽快建立行政公诉制度，准确界定行政公诉人的权属，以其更好保护国家和公民双方的权益。
参考文献：
武乾：《论行政公诉制度》，载《法学》1998年第4期第8页
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629页
张尚骘：《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40页
张穹主编：《公诉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页
陈健民主编：《检察院组织法比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页
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87年版，第199页
陈清秀：《行政诉讼法》，（台）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113页
胡玉鸿：《论行政审判权的性质---比较法角度上的审视》，江苏省法学会行政法学会2000年会论文

民事公益诉讼鼓与呼

河南君洁律师事务所 马英杰


公益诉讼，是以诉讼目的为基准而界定的诉讼方式，它涵盖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等三大诉讼领域，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休戚相关。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相关的组织、个人，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法规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不特定的多数人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活动。民事公益诉讼在实践中主要是针对垄断经济、不正当竞争、环境侵权、违反消费者保护等违反公序良俗的公共性违法行为而设置的诉讼救济途径。本文主要从民事诉讼领域对公益诉讼的有关问题进行探究，并热切期望民事诉讼法修改能确立公益诉讼制度。一、确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关于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中的民事权利的保护，我国实体法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如《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第五十五条第（三）项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第五十八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四)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五)　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第六十一条　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 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 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双方恶意串通，实施民事行为损害国家的、集体的或者第三人的利益的，应当追缴双方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集体所有或者返还第三人。《合同法》第七条 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五十九条规定： 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尽管实体法对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但对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权利由谁去维护，如何维护呢？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则是空白的，程序法的空白使实体法无所适从。现实状况是侵害国家利益的事件急剧增加，当事人恶意串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大量肆无忌坦地侵吞、私分、转移国有资产，国有资产的流失惊人。社会公共利益不断受到侵害，市场经济是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形式。市场主体对利益追求的内在冲动往往难以遏制。因此违法经营，违背公认的商业道德，不遵守竞争规则，侵犯社会公共利益。其关键的原因是侵害国家经济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得不到有效打击，而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缺乏必要的司法救济途径，从而致使违法者逍遥法外。造成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受侵害而得不到保护原因何在呢？主要是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明显滞后，从而使得民事诉讼法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中民事权利的保护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因为民事诉讼法对公益诉讼没有规定，所以实体法对公益权利的规定也形同虚设。当一些机关、组织和个人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拿起法律武器来进行公益诉讼时，法院一般不予立案受理，因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于公益诉讼，法院要问你提起诉讼，与你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与法无据。退一步说，即使好说歹说立了案，最后的审理结果往往又都是以维权者败诉而告终。如何更切实地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在民事诉讼法中确立公益诉讼制度已成为迫切需要。 二、确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条件已经具备。首先，国外民事公益诉讼理论和规定相当成熟，可以借鉴、吸收和移植。法律移植是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甚至是不同社会形态国家的法律制度，是法律制度发展的一条捷径，因为当今世界虽然各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但往往会遇到一些相同或者类似的社会问题，这样可以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在处理同一问题上的法律手段。完全不必把自己封闭起来，关起门来搞代价极高的法律实践，一切都要自己从头做。实践证明，那种经验爬行主义的态度对于法制建设来说是不利的，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些国家已积累了成熟经验，这方面的法律规定可供我们借鉴、吸收和移植的。公益诉讼在古罗马时期就已产生，它是与私益诉讼区分而言的，私益诉讼是保护个人所有权利的诉讼，仅特定人才可提起，公益诉讼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凡市民均可提起。[9]因为市民及有关团体组织是公共社会的组织部分，有享受公共利益的权利，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个人利益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当公共利益受到侵犯时，实际上公众享受公共利益的权利也受到了侵害，按照“有权利必然有救济”的原则，保护公共利益的诉讼制度也就应运而生。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经济、垄断经济的发展，一些政府部门、垄断集团有能力从自身利益出发挑战公共利益，使得保护公共利益成为公众的实际要求，为公共利益而进行诉讼的案例增多，促进了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国外的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论与实践有两种主要的模式：一是美国的公益诉讼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依靠判例的形式形成和发展公益诉讼机制，并以适当的法律规定加以健全和完善。如美国从1940年桑德斯兄弟广播站诉联邦委员会案件和1943年纽约州工业联合会诉伊克斯案件中发展出私人检察总长制度，即当违法行为危害公共利益时，国会可以授权一个公共官吏提起诉讼制止违法行为，也可以授权任何人提起诉讼解决这类争端，而受到授权的人即相当于私人检察总长。1986年修改后的《反欺骗政府法》规定任何个人或公司如发现有人欺骗美国政府，都有权以国家的名义控告违法的一方；《谢尔曼法》和《克莱顿法》规定任何人均可以对反托拉斯的行为起诉；《联邦采购法》规定任何人均可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对政府采购中的腐败和有损于美国公众利益的行为提起诉讼；美国的集团诉讼制度将人数不确定但各个人所具有同一事实或法律关系的当事者拟制为一个群体，群体中的一人或数人提起诉讼视为代表整个群体所提起，判决效力扩及群体中的每个个体，[11]其目的是重在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可见，美国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公益诉讼制度。二为大陆法系公益诉讼模式。法国、德国、日本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都规定了检察院作为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代表，对特定的涉及公益的案件，有权以主当事人的身份提起诉讼，也可以作为从当事人参与诉讼，并可以上诉。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除对以保护公益为目的的协会诉讼和个人诉讼有明确规定外，该法典第423条规定凡是在公共秩序受到危害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可以依职权提起诉讼。 其次我国法学工作者对公益诉讼的理论已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和研究，并取得一定的理论成果，具备了确立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论基础。重点有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的颜运秋主编的《公益诉讼理念研究》，法律出版社出版的韩志红和阮大强主编的《新型诉讼－经济公益诉讼的理论和实践》及一大批法学家的相关理论研究文章等。再次，民事诉讼的大胆实践已现实地突破了民事诉讼法有关公益诉讼规定的空白，针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侵害问题，全国各地已经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为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实践基础。自1996年以来，河南、山西、福建、山东、贵州、江苏、江西等省检察机关先后以法律监督机关的身份，作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在各级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未能充分有效地履行保护国有资产的职能时，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采取法律补救措施，将国家对国有资产、社会公共利益的特殊保护政策落到实处，进行司法实践的创新，开展公益诉讼活动尝试并取得了成功。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法院对该县检察院代表国家作为原告起诉的一起国有资产流失案件当庭作出判决，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全部获得了支持。湖南岳阳县人民法院对该省第一例由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诉案作出判决：被告张立新与岳阳县供销社日用杂品公司签订的房地产协议无效，对造成流失的17万多元的国有资产由张立新承担责任，其他11名被告负连带责任。岳阳县人民法院受理了起诉并判决支持县检察院的诉讼请求，表现出极大的司法勇气。山西省法院审结了两起由检察院提起的民事诉讼，一例是河津市中医院未经市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同意评估而擅自转让办公用房及设施，为保护国有财产，检察院积极主动代表国家提起诉讼；另一例是国有企业乡宁县煤运公司在代替被保证人履行债务之后，怠于行使对被保证人的追偿权，检察院为追回国有的财产而提起诉讼。 公民个人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公益诉讼亦是举不胜举，北京一名17岁少年状告国家烟草专卖局及24家烟草公司，请求法院判令25家被告在本单位网站主页上注明“吸烟有害健康”、“禁止任何人向未成年人出售香烟”、“禁止中小学生吸烟”字样，并以不少于10％的内容宣传吸烟有害健康及未成年人吸烟的危害。江西国风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欢向法院提交诉状，状告南昌铁路局按有座车票的价格向旅客出售无座车票。此案一审已判处周欢败诉。河南漯河市女教师状告当地酒厂，要求法院判令酒厂在产品上注明成分、警示标志，但一、二审法院均驳回起诉。在上海，一女乘客未注意机票上英文代码载明的机场而跑错机场，误了飞机，因此状告航空公司，诉讼请求之一是赔偿损失，二是要求判令航空公司出售机票应用中文标明机场。但同样是因为上述原因，该女乘客的第二个诉讼请求与她本人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法院未予支持。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河南省郑州市的市民葛锐的“三毛钱入厕官司”更是公益诉讼的典范，葛锐在郑州火车站候车期间，到候车厅内厕所入厕，厕所管理人员要求其交纳0.3元入厕费，双方为厕所是否应该收费发生争执，后葛锐按管理人员要求支付了0.3元入厕费。随后，葛锐把郑州火车站的上级郑州铁路分局推上了法庭。葛锐认为，旅客购票后即应享受从进站到出站所必须提供的各种治安、卫生、候车休息等基本客运服务，郑州火车站的行为已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葛锐要求：赔礼道歉；退回3毛钱的入厕费。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郑州铁路分局对葛锐在候车室入厕收0.3元费用，是河南省物价局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有关规定批准的，属合法收费行为，判葛锐败诉。葛锐依法提起上诉，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郑州铁路分局返还葛锐0.3元入厕费,并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从葛锐三角钱入厕定官司之后，我们欣喜地看到，全国各地车站陆续取消了车站公厕收费。这些由个人自发为维护不特定多数人利益而提起的公益诉讼，尽管被告的行为可能侵害了公共利益，但因公共利益并非个人利益，按法律规定普通公民无权起诉。致使这些意在为不特定多数人赢得权益的诉讼，多以败诉告终。法院驳回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原告与被告之间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基本上都胜诉了，而公民个人所提起的维权公益诉讼则多以败诉而告终，但两者从不同层面提起的公益诉讼都大胆突破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从民事诉讼实践而言已经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引入了备受关注的公益诉讼制度。三、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民事诉讼法修改已提到了人大会议的议程之中，是否在民事诉讼法中确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仍是有所争议，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为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从法律角度确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已成为当务之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况且无论从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讲还是从公益诉讼的实践讲都已具备确立公益诉讼制度的条件。那么构建什么样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呢？笔者认为应当充分借鉴西方国家在公益诉讼中的成熟经验，并从我国现阶段国情和司法实践出发来构建公益诉讼制度。关于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范围，应当限定在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合法权利的基础之上，其他不成为公益诉讼案件。需要重点探讨的是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为哪些机关、组织和公民。笔者认为公益诉讼既然是为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设置的程序制度，就应当体现其社会性、公共性，允许更广泛的更能代表不同层次利益的法律主体进行公益诉讼，不应有所限制。且赋予国家机关、有关组织、公民个人均有诉权，分别能发挥各自的优势，弥补不足之处，形成强大的诉讼合力，充分保障违反公益的行为受到法律追究。如国家机关对某些损害公益行为会顾虑方方面面的关系、面临重重压力而懈怠起诉，但它的力量较公民个人而言更强，有诉讼对抗力上的优势；公民个人的诉讼力量较弱，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民众却在诉讼意志上很少会受到干扰，更敢于举起公益诉讼大旗。从公益诉讼的实践来看，首先应该确立人民检察院和公民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地位，同时也应当考虑消费者协会、律师协会、环保组织及其他相关机关和组织的主体地位。

作者单位：河南君洁律师事务所
通讯地址：河南省濮阳市胜利西路
联系人：河南君洁律师事务所 马英杰
邮政编码：457000
手机：13303936585
联系电话：0393－4413702
传真：0393－4413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