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办公厅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10年全国测土配方施肥普及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农办农【2010】1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农业（农牧、农垦）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

　　为贯彻落实中央1号文件、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精神，大力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全面深入开展科学施肥指导服务，切实提高测土配方施肥“三率”，我部将推进技术进村入户到田作为2010年测土配方施肥工作重点，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测土配方施肥普及行动”。现将《2010年全国测土配方施肥普及行动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方案总体要求，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本区域具体实施方案，并迅速组织开展“普及行动”的各项活动。

　　各地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统筹行政、推广、科研、教学和企业等方面力量，明确目标任务，细化工作内容，落实工作责任，强化服务指导，加大宣传培训，确保测土配方施肥“普及行动”取得实效。

　　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农业（农牧）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黑龙江和广东省农垦总局将具体实施方案、上半年工作总结、全年工作总结，分别于3月5日、6月15日、12月5日之前报我部种植业管理司（100125，北京农展馆南里11号）。

　　联系人：黄辉（种植业管理司耕肥处，电话：010-59191834，传真：59193347，电子邮件：cetushifei@agri.gov.cn）；孙钊（全国农技中心，电话：010-59194535，传真：59194534，电子邮件：sunzhao@agri.gov.cn）。

　　附件：2010年全国测土配方施肥普及行动工作方案

二○一○年二月十一日

　　附件：

2010年全国测土配方施肥普及行动工作方案

　　2010年是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工作的第六年。为全面深入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工作，切实推进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进村入户到田，进一步扩大企业按方供肥、农民按方施肥覆盖范围，我部决定2010年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测土配方施肥普及行动”。为保证各项活动顺利开展，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进村入户、施用配方肥到田为目标，以增强农民科学施肥意识、应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为核心，以全程服务粮棉油糖高产创建、果菜茶标准园创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和种植大户为切入点，以培训宣传、示范展示为手段，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规范管理、强化服务”的原则，采取以点带面、整村推进方式，进一步加大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指导服务力度，着力提高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入户率、覆盖率、到位率，全面推进测土配方施肥工作深入开展。

　　二、目标任务

　　组织发动10万名专家和技术人员，采取面对面培训、建立“一村一站、一户一卡”、树立配方信息公示牌、创建示范区、配肥站建设、配方肥连锁经营配送等有效推广模式，深入农村、深入田间、深入农户，广泛开展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指导，免费为1.6亿农户提供技术服务，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面积达到11亿亩以上，农民施用配方肥面积达4亿亩以上。

　　（一）扩展技术覆盖面。在继续抓好粮、棉、油等大宗作物测土配方施肥的基础上，着力推进蔬菜、果树等经济、园艺作物应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2005年、2006年、2007年启动的项目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应用面积达到全县域农作物播种面积的90%、80%和60%以上，一年一熟地区力争基本覆盖全县域耕地；2008年、2009年启动的项目县（场、单位）分别达到40%以上和20%以上。同时，为科技示范户、种植大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提供个性化服务,服务到位率达到80%以上。

　　（二）增加配方肥施用量。全国粮棉油等大宗农作物配方肥施用量占化肥施用量的比例同比增加5个百分点以上。在粮棉油糖高产创建示范区和果菜茶标准园创建示范区，全面推广应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施用配方肥占化肥施用总量的比例分别达到60%以上和30%以上。

　　（三）扩大示范带动范围。采取专家包片负责和整村建设的办法，大力推进村级示范方（片、区）建设，以村为单位设立一个20-100亩村级示范方。2005-2007年启动的项目县60%以上村建成示范方，2008年启动的项目县30%以上村建成示范方，2009年项目县10%以上村建成示范方。在高产创建和标准园创建示范区，建成万亩示范片。

　　（四）提高技术普及率。2005-2007年启动的项目县70%以上村要将测土信息和施肥方案上墙展示；2008年启动的项目县要达到50%以上，2009年启动的项目县（场、单位）要达到30%以上。在春耕、“三夏”和秋冬种等关键农时季节，包片技术人员要集中组织村民，解读上墙配方肥信息，面对面培训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五）提升服务能力。每省区市要举办2-3期以基层农技人员和肥料经销商为对象的肥料配方师的培训班，做到每个项目县拥有1-2名具备国家职业技能资格的肥料配方师，每个村至少培养1名测土配方施肥科技示范户。

　　三、重点工作

　　测土配方施肥工作涉及面广、技术性强，各地要严格按照技术规范和项目要求，切实做好基础性工作，突出抓好配方施肥技术推广服务工作。

　　（一）强化“示范片”到村。要结合测土配方施肥补贴项目组织实施，以县为单元，制定村级示范片建设规划，确定示范区建设范围，合理布局示范地点，细化示范片建设内容，安排建设计划。建成的村级示范片要做到“四有”，即：有包片指导专家、有科技示范户、有示范对比田、有醒目标示牌，其中标牌要明确标明施肥结构、施肥数量、施肥时期和施肥方式。

　　（二）狠抓“配方肥”下地。各级农业部门在春耕、“三夏”和秋冬种备肥时，针对当季作物，制定科学施肥指导方案，并通过互联网、新闻媒体、信息简报及时发布测土施肥配方信息。省级农业部门要打破县域界线，按照优势农作物区域布局，组织专家对各县市区制定的肥料配方进行综合汇总，科学确定本行政区域内主要农作物的“大配方”，鼓励肥料生产企业按“大配方”生产供应大配方肥料。各级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要针对“大配方”肥料，为农民发放“小调整”施肥建议卡，并指导农民按方施肥。各地要建立和完善基层配方肥供应服务网络，探索经销服务方式和运行机制，推动配方肥统配统供的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要逐步建立以肥料配方师为主体的农技人员与肥料生产企业、肥料经销商、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结对帮扶工作机制，着手开展农技人员团队式挂牌服务试点工作。

　　（三）实施“培训班”进田。加强农民田间实地培训，通过举办农民田间学校和开展田间巡回指导，根据农民需求，突出田间实际操作技能和肥水管理技术培训，开展现场指导服务，让农民易学易懂易操作。同时，加强对肥料经销商、基层农技人员的培训，形成肥料企业积极参与生产配方肥、经销商愿意经销配方肥、农民认识和使用配方肥的局面。

　　（四）推进“建议卡”上墙。在肥料经销网点和村民集中活动场所，积极推进测土信息、配方施肥方案上墙，方便、简捷、有效地让农民了解掌握科学施肥知识，直接“按方”购肥、施肥。有条件的地方可采取设置电脑触摸屏、配方师坐堂门诊等服务模式。各地要结合实际，推广应用适合本地区的贴近农村、贴近农业、贴近农民的技术指导服务形式。

　　（五）加强“舆论宣传”引导。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广泛进行宣传培训，形成上下联动、横向互动的宣传态势，做到电视有影、广播有声、报刊有文、墙上有画、网上有消息，增强农民科学施肥意识，争取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重视与支持。各地可试点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标识，免费为认定的配方肥生产企业使用，进行公益性宣传，争取广大农民群众对配方肥认可，并接受使用。

　　（六）开展“示范县”创建。各省（区、市）要组织开展测土配方施肥示范县创建活动，根据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规范，因地制宜合理制定创建目标，采取考评、推优、树牌、表扬等方式，建立一批全国测土配方施肥示范县。在示范县创建过程中，要把拓展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面、配方肥施用比例、示范区建设、服务粮棉油糖高产创建、果菜茶标准园创建示范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作为重要建设内容，因地制宜探索符合当地实际、农民乐于接受的有效推广模式和工作机制，逐步将示范效果较好的巩固项目县创建成为全国测土配方施肥标准化示范县。

　　四、工作分工

　　按照“部级把方向，省级创机制，地县级抓落实”的总体要求，明确各级农业部门职责分工，构建上下联动、左右互动的工作机制。

　　（一）农业部。研究确定全国测土配方施肥工作重点、工作思路、目标任务和工作措施，制定发布工作方案，组织开展全国性活动，监督检查各地组织实施情况。

　　（二）省级农业部门。研究制定本省区市测土配方施肥普及行动实施方案，统筹协调各方力量，健全和完善规章制度，探索有效工作机制，创新推广方式，组织开展对各县市区技术进村入户和配方肥下地指导工作。

　　（三）地县级农业部门。细化落实“普及行动”实施方案，组织协调行政、推广、科研、教学、企业等各方面力量，突出工作重点，分解目标任务，落实责任到人，在稳步推进基础性工作的同时，千方百计推进技术进村入户和配方肥下地。

　　五、农业部活动安排

　　（一）举办启动仪式。我部计划于3月份举办全国测土配方施肥普及行动启动仪式，动员各地开展“普及行动”，安排2010年测土配方施肥工作。各地要结合当地实际，切实做好宣传发动和安排部署。

　　（二）组织专家巡回指导。在春耕、秋播季节，组织我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专家组，采取分片包干办法，深入基层、深入农户、深入田间，会同当地技术人员广泛开展针对农民施肥的技术培训和指导服务。

　　（三）发布科学施肥指导意见。根据各地测土配方施肥数据成果，组织专家制定并发布主要作物科学施肥指导意见，引导各地制定发布适宜本地区的科学施肥技术方案，指导农民“科学、经济、环保”施肥。

　　（四）开展效果评价活动。组织开展粮棉油糖果菜茶等农作物应用测土配方施肥的效果调查与评价工作，汇总分析不同区域、不同作物推广应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取得的成效、好的技术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应对策措施。

　　（五）召开工作会议。总结交流各地在推进测土配方施肥工作中的成功经验，观摩考察测土配方施肥示范现场，研究部署深入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工作。同时，集中宣传展示五年来测土配方施肥取得的成效。

　　（六）举办技术培训。通过举办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与数据管理培训班，解决数据处理、应用和管理问题，加快全国测土配方施肥形成的大量数据和技术成果分析汇总进程，为全面深入推进工作做好技术支撑。

　　（七）开展技术援藏。根据西藏测土配方施肥工作实际需要，组织开展“情系西藏”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巡回指导活动。江苏、湖北、山东、广东、四川、重庆等省市继续对口支持西藏做好取土测土、田间肥效试验、数据汇总分析和施肥指标体系建立等基础性工作。

　　（八）交流配方肥生产供应经验。结合全国肥料“双交会”，发布全国主要农作物施肥配方信息，交流引导企业参与配方肥生产供应的典型经验，加强农技推广部门与企业的对接，促进配方肥生产与应用。

　　（九）检查验收项目执行情况。加强对测土配方施肥工作监督检查，督促项目规范实施。对2006-2007年项目县进行部级抽查验收，对2008年启动的项目县（场）进行化验室检测质量抽查考核。

　　（十）组织开展专题宣传活动。在春、秋两个关键时节，组织开展以“大地之春”和“金色之秋”为主题的测土配方施肥集中宣传活动，形成上下联动、左右互动的宣传态势，做到电视有影、广播有声、报刊有文、墙上有画、网上有消息，争取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重视与支持，努力扩大社会影响。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国务院领导对测土配方施肥工作非常关心，我部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对测土配方施肥工作十分重视，将测土配方施肥作为2010年农业部为农民办理的实事之一。地方各级农业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防止思想松懈，根据实际需要，调整、充实现有的测土配方施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强化职责分工，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要切实加强组织协调，利用多方资源，充分调动教学、科研、推广、企业等部门的力量，形成强大合力，全面扎实开展推广服务工作。

　　（二）开展分类指导。地方各级农业部门要根据不同年度启动的项目县（场、单位）的实际，针对不同区域、不同作物的特点，开展分类指导，细化目标任务。要在春耕、“三夏”和秋冬种备肥用肥高峰前，根据当地实际，制定针对性和操作性强的科学施肥指导意见，因地制宜开展分类指导，努力提高农民的科学施肥水平，使农民能够根据土壤类型、肥力水平和目标产量基本掌握合理的施肥数量、施肥比例、施肥时期和施肥方法。

　　（三）强化督导检查。地方各级农业部门要及时跟踪了解和掌握测土配方施肥普及行动各项活动和任务的落实情况。要在各项活动关键时期派出工作组，层层组织督导检查。同时，要及时总结经验，创新工作方法，完善考评机制，搞好活动考核。


信访与诉讼的和谐之路——浅谈对涉诉信访的理性思索

韩鸿翔


信访与涉诉信访

　　信访制度的功能之一是权利救济，是对弱势群体的权利救济。随着社会转型加速，利益冲突加剧，再加上纠纷诉讼解决机制的固有缺点和当下我国司法处理矛盾能力的有限性，随之而来的是全国信访数量的持续上升。信访反映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复杂、激烈，群众越级上访，重复上访增势迅猛，甚至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望东方周刊》在2003年就曾报道“仅仅从今年7月到8月20号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到北京市委门口上访的就达1.9万人次，群体上访达347批；到中纪委门前上访达1万多人次，群体上访达453批，平均每天达100多人，最多一天达152人，创改革开放以来历史新高”。[1] 信访制度从设计之初的收集和传达公众意见渠道，逐渐演变为化解纠纷、实现救济的途径，并已陷入“信访洪峰”的困境，不堪重负，而且正在以受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推进的法制化进程的挑战。[2]诉讼和信访同为纠纷解决机制，两者在我国特定的国情下不可避免地产了激烈地撞击，其直接后果的产物便是涉诉信访。[3]据不完全统计，涉诉信访占信访总量的三分之二左右。[4]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处理的来信来访案件达12万余件，至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办理涉诉信访件已达71.9万件之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办理涉诉信访件1876万件。[5] 接待、处理不服各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和裁定的申诉，成了人民法院一项极为繁重的工作。大量的上访人员群聚北京已严重影响了北京乃至全国的稳定，为保持稳定，解决社会中大量的矛盾纠纷，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国家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解决信访问题。

涉诉信访问题的成因

作为权利救济的方式，与司法救济相比，涉诉信访（或称信访救济，其中涉诉是表现形式，救济是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司法救济的某些局限性，或者说完成了司法救济无法完成的某些使命。例如：于建嵘在对国内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调查中就发现，许多群体性事件在受群众信任和推选“上访精英”的反复上访之后，被政府重视予以解决的。没有上访反映问题，许多事件在基层法院根本无法解决。[6]因此，受到一些案件当事人，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追捧。这些人员对信访救济的偏好原因还与信访自身的特点有紧密的关系：

一、信访救济没有受案范围的限制。三大诉讼法对进入各自诉讼程序的案件都规定了一定的受理范围，对当事人的范围也进行了必要的限制。这就使的部分当事人在碰到不公正或者自己不满意时，无法通过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获得救济时，都可能诉诸信访，而不考虑这种不公正或不满是何种事由，属于不属于法院的主管范围；是因何而起，属于不属于因自身的过错而引起。

二、在理论上信访救济避开了司法救济的形式理性的要求，无需充分的法律知识和必要的诉讼技能，也无需为准备大量的充分的证据而感到无助，并可直接将自己的诉求上达最高层。相对于通过诉讼程序的司法救济而言，信访救济更加平民化，适合底层大众的需求。

三、信访救济符合民众内心深处的“清官情结”和“告御状”心理

　　我国长期以来都是行政主导的国家，司法从属行政由来已久。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上，司法官与行政长官长期合二为一，即是县官又是判官。在这种体制之下，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清官文化和“为民做主”的包公情结。当事人上访的过程，也是他在内心深处寻找当代“包公”为自己做主的过程。而信访救济的设立，恰恰为当事人实现这一过程提供了良好的途径
　　在中国传统历史上就有“任人唯贤”、“精择良吏”的官吏考察和选拔制度，即便现在也是如此。再加上忠孝相通的伦理观念，使得社会民众普遍认为“好人必好官，高官必高德”。[7]中国古代法律传统是儒法两家思想融合互补的产物，“儒法两家有相同的对官吏权力的崇拜，这种权力的崇拜心态，导致了后世权力本位的思想。”[8] 而信访正是低层民众追寻大德高官凭手中权力为自己伸张正义的过程。应星在他的调查中将底层民众心中的国家形象归纳为：“闪着神奇光辉的党中央+损公肥私的多数地方贪官+为民做主的少数清官”。正是这种头上有青天的想法在鼓舞着人们的上访愿望，而且越往上越往公正，所以北京的上访最集中。[9]这也正是中国古代民众心中为求冤能伸、仇能报，不惜历经千辛万苦，舍得身家性命不保，也要告御状、讨公道的心理情结在当代的体现。

四、法律规则所体现的理念与民众心中的正义理念相差太大。中华法律传统行至清末，在腐朽无能的清政府手中被推倒了，代之而来的大量西方法律规则被广泛移植进来。新中国法制的现代化建设也是如此。但由于往往以膜拜的态度来仰视西文法律文化，无论是司法改革路径的选择还是司法公正标准的预设，几乎毫无例外地套用西文的法治模式，导致我国特定的法律传统、社会条件和文化基础，人为地割裂和阻绝本土法律的潜移传承，在客观上也带来了法律移植中的排异反映和法律文化的不匹配。[10]例如：我国民众心中有一个神圣的理念就是法院审判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个“事实”在民众心目中是客观事实。但是，在法院实际审判当中处理原则是以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为依据，即“以形式事实为依据”，因为客观事实是根本无法达到的。这种矛盾冲突再结合法官中立，在大多情况下不再依职权主动调查证据，使得许多有理无据的当事人，普遍认为法官不调查即为偏向对方，判我无理即为裁判不公。在法院讲“法”不行，就上访找讲“理”的。

五、司法不公使得相当一部分当事人舍司法程序，寻信访救济。司法不公包括许多方面的原因：既包括法官思想道德上腐败，又包括部分公正法官业务素质较低；既包括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部门干扰，又包括法官难以独立司法。既包括判决确有错误，又包括部分当事人对正确的判决不理解。

六、各级人民法院对待信访的精神是“有诉必理”，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建立“信息灵敏，反应快捷，责任明确，措施有力”的工作机制，严格信访工作责任制，重点解决重复访、集体访等难点问题。[11]各级法院的出发点是好的——司法为民，但其负面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告知世人：只有不断地重复访、集体访，问题引起了上层“高度重视”才能够解决。对此需要强调一点，现在要求各级政府（广义上的政府，指各国家机关）需引起“高度重视”的情况太多了，不引起“高度重视”根本不会得到有效解决。

七、信访救济无需太多成本。一封信或几张车票就可把当事人的诉求或其本人送到想去的地方，还常常是单程车票，因为至北京后就会有有关单位将其接回，且有部分时间段吃饭免费，由政府（广义上的政府，包括各国家机关）买单。低成本的特点成了某些当事人缠访、缠讼的一个主要原因。

信访救济的弊端

信访工作在化解纠纷的同时，也成了困扰法院发展，推进法制进程的一个现实难题。

一、从严格的理性角度出发，信访这种将权利救济寄托在首长的批示和清官的出现前提上的制度，是一种扬人治抑法治的做法，这与我国目前国家现代化发展方向背道而驰。

二、信访救济的非程序性与司法独立精神存在背离。信访救济的现实方式是通过法律外途径（权力）再次启动更高的司法权力或其他权力，以维护自己自认为应当保护的利益。这无意中导致了本就无法保持独立的司法机关更易受到来自上级的压力和干预，有时会造成要取得涉诉信访处理纠纷的理想结果必然以牺牲司治独立为代价。在维护稳定的政治任务面前，左右法官思维的是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是上级长官的意愿，法院作为独立审判司法机关的身份被暂时忽略了。

三、信访救济处理的非理性与司法权威之间存在着对立。对信访问题的处理一般并不强调处理过程的理性和对规范的遵守，而是千方百计地“息访”，不看过程只求终极目标，其结果极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在当事人的压力与更高的权力所压迫下赋予当事人不适当的利益——会哭的孩子多吃奶；另一方面是漠视当事人的正当要求，并随意对其进行打压，通过其他途径对当事人的其他合法权益进行限制，迫使其放弃信访要求。第一个极端走向使法院判决的既判力得不到尊重，上级领导的批示就可以“推翻”一个判决，司法无权威可言。第二个极端走向使既定法律和制度不再被普遍遵守，当事人人权遭到严重侵犯，各个部门为“息访”所采取的各种过激行为法院亦不予立案处理。法律不再被民众信仰，司法更无权威可言。

四、信访救济所彰显的价值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相背。信访救济是一种无序的救济，是一种没有穷尽的救济，其所彰显的价值不是利益的公平分配而是“多索多得”，不是“法律人人遵守”而是“权大于法”，而当“权大于法”时就非常容易出现“以权谋私”。这种非正义理念与推进我国社会经济民主政治平稳较快发展所需要的公平、稳定、秩序等理念不相吻合。

信访功能之演变

信访最开始是作为国家对社会的一种控制手段出现的，服务于国家对社会的治理。这种控制既包括对民间社会的控制，也包括对基层行政体系的控制。国家允许基层社会通过信访这种方式将基层发生的矛盾和冲突向中央政权报告，再由中央作出针对性的决策，并最终反馈于基层以实现为政之目的。这种方式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和“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形态的承诺。[12]相对公民来讲，信访体现了公民的请愿权利，而这一权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13]其表现形式为批评权、建议权、控告权、申诉权等等。但时至今日，信访已从最初“了解基层，服务民众”的功能逐步演变为“个人权利救济”的功能。信访制度以权力为核心，为行动者提供了一种亲近权力资源的可能，通过领导对具体问题的干涉和批示，把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这导致了一些当事人一旦发现司法救济的结果不如己意，就开始寻找机会上访，希望规避法律得以寻求最满意的结果。[14]
为了确保稳定，切实将矛盾解决在基层，中央不断强化信访工作责任制，乃至按信访量给地方排名，将其纳入政绩考核体系。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信访工作，下大决心及时化解矛盾，更好地把那些影响稳定的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信访救济和诉讼救济成为既并驾齐驱又相互排斥的两条“维权之路”。但，信访问题牵涉面很广，许多矛盾基层根本无法解决，况且一些上访案件本身就是针对当地政府，群众必然通过越级上访寻求高层领导关注，借此施加对当地政府的压力。[15]为了解决问题，政府首选的办法是是“疏”。“疏”就是“劝导”，在仅“劝导”不行时，就“花钱买安省”（安是平安，省是省心、省力）。实践、经验和理性告诉我们，这种无原则的“疏”刺激了更多的人来信访，谁都想来肯一块“唐僧肉”，谁都知道政府是“无限责任公司”。当政府不堪重负，“疏”不起时，在严格的责任制下，“堵”的一手便难以避免。少数地方使用暴力等手段拦截上访群众已是公开的事实。其恶劣的政治后果是：本为追求和谐与稳定的信访制度成为了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新的污染源。

信访和诉讼的和谐之路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造成这种矛盾局面的原因既有现行法律制度与我国国情存在较大差距的因素，又有司法不公，令当事人不能信服的因素，还有我国高层对待信访问题总体策略不当的因素。但是，根本原因还是司法救济在一定程度上的失灵。只要司法救济能够真正成为社会的公器，人们对信访救济的大部分注意力自然就会转移，毕竟信访救济所能够提供救济的可能性还是太小，是不得已而为之。换句话说，治“诉讼救济”是治本，治“信访救济”是治标。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因发炎得了高烧，去烧散热是当务之急，但杀菌消炎才是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