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公司章程是公司的股东（或投资人）依据法律的规定通过相应程序制定的，是公司组织体自治领域范围内的“宪法性”文件，是公司治理的最高行动指南。根据修改后的公司法的规定和公司章程本身的规定，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而且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和章程的规定，公司章程的内容也会涉及到公司组织体以外的主体（交易相对人、被担保人、公司收购人）利益。司法实践中，公司或公司的内部人员的行为违反章程行为可能会侵害公司、股东以及公司以外相关主体的利益、公司以外主体违反公司章程的行为同样会侵害到股东、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但是，我们发现，即使是修订一新的公司法对违反公司章程的法律后果的规定也是有限的。这种法律规定的不完善，造成现实中，在相关主体违反公司章程的情况下，如何救济受损的利益、如何界定违反章程的行为以及牵连行为的性质和法律后果，便又成为一个争议的问题。本文尝试以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为基础，结合相关法律原理，并在分析如何界定相关主体的利益保护的基点上，就违反公司章程的法律后果进行探讨。
关键词： 公司章程 违反 法律后果
引言：2005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通过并决定在2006年1月1日起实施的《公司法》，是我国立法机关在总结司法实践和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前提下对原有公司法的一次重大改造。新公司法的修改可以说是适应市场经济运行和公司法人治理之需的一次现代化的转型。新修改后的公司法的字里行间闪绕着“公司法人人格否定”、“股东代表诉讼”、“公司的社会责任”等先进的公司法理论精髓和公司治理理念。但是我们更应当看到的是，纵观整个公司法，在“公司自治”理念的强化指引下，与旧法相比，公司法赋予了公司相当大的自治空间，使得公司自治的条款的增多成为公司法最大的修改部分。依据公司法的规定，承担公司自治重任的主要公司治理文件是公司章程。即将过去由法律直接规定的相关法定记载对象授权给公司章程或者授权公司章程可以在某一大的方面可以不受对象的束缚，自由的对相关内容作出规定。公司法的修改使得公司章程将从没有独立人格的公司法的奴隶变成人格相对独立的公司治理秩序中的主人、将从只会被动抄袭公司法的法律复述者变成具有独立意思表示和创造力的思想者、将从一个千篇一律只穿“中山装”的人变成一个着装丰富、千姿百态的多面人，将从简走向复杂、从不重要走向重要。由此，公司章程的角色、地位、作用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公司章程角色的改变是复杂多姿的社会经济生活和完善公司治理的必然要求、是公司强行法规范向任意法规范的让步，是一种巨大的立法进步。但是，在欣喜欢呼之余，冷静的看着法律授予公司的这些权利，初受“恩敕”的公司主体一定会感到茫然和不知所措，一定会在心里不停的问“天呀，我该怎么利用这些权利”。这种茫然和不知所措加之公司主体的多样性、社会经济生活的复杂性必然使得各个公司的章程“千姿百态”。甚至很多章程一定不乏“奇思妙想”和“惊人之举”。上述在内容摘要中已经说明，在倡导公司自治的今天，公司章程的的确确成为了公司组织体的“大宪章”、是公司治理的最高行动指南。由此，为了发挥宪章的作用，公司章程内容的完善、科学、实用便愈发显得重要无比了。但是如同宪法一样，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这就是说，公司章程制定的好坏固然重要，但是能否得到有效的执行更为重要。如同法律一样，法律能否有效执行，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在于法律后果的规定，甚至关键在于违反法律的消极后果的规定的完善与科学性。因此，公司章程能否承担起公司法赋予它的的角色和应有的作用，一个很关键的因素也在于对违反公司章程的法律后果的确定。只有明晰违反章程的法律后果，才能使得千奇百怪的章程实际发挥出作用，承担其公司“大宪章”的角色。
修改后的公司法虽然赋予了公司章程以更大的自由空间，但对违反公司章程的法律后果的规定是局部的。当然，这也是有情可原。因为，虽然公司法授予公司章程以如此巨大的自由空间，使得章程的内容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是可预见的。但是目前毕竟缺乏司法实践的素材。即我们在公司法的修改和实行伊始是没有丰富多彩的公司章程的版本的。法律对违反公司章程法律后果规定的局限性和公司章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造成的司法实践中茫然和无助、司法救济措施的不统一是目前不可避免的。因此，在此情况下讨论违反公司章程的法律后果问题是有现实意义的。
上述已经阐明，公司法的修订使得公司章程的内容极为复杂和多样。这种内容的复杂多样性，必然决定违反公司章程的法律后果不应该只有一个或几个标准，同样应当是复杂多样的。再有，公司章程约束着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对象主体违反公司章程的法律后果不应该只有一个或几个标准。因此，研究违反公司章程的法律后果，我们必须对公司章程的性质、效力范围、章程条款的内容和性质进行必要的梳理，然后结合违反章程的不同对象主体进行探讨。
一、公司章程的性质认识和公司章程的效力
有关公司章程的性质的研究，可以说非常的多。各家观点争论也是非常激烈。根据有关学者的介绍，公司法有强行法和任意法（公司的合同理论）之争⑴，有强行说法（古老的激进思维）、任意说法（现代的激进思维）、综合说（折衷性思维）之争⑵。对照着公司法性质的争论，公司章程的争论似乎也夹杂着法定和合同说之争。笔者认为，根据现有的公司法的规定和司法实践，单纯的将公司章程性质界定为法律的复述者和股东自由意志的结晶显然都是不准确的。从表象上看，公司章程是公司的股东之间协议确定的，制定的过程似乎是股东之间利益分配的竞争，这种表象使得公司章程更像一种合同行为。但是，反观旧公司法下的公司章程，虽然是由股东制定的，但是内容可以说千篇一律，几乎完全是一个模子出来的。难道，股东之间对利益的分配模式竞如此的雷同吗？股东对自己利益处置竟然如此的麻木和轻率吗？当然不是。股东的“麻木和轻率”是公司法强行性规范大量存在的结果，即法律给公司股东以极小的意志发挥的空间，章程中绝大多数条款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这样，千篇一律的公司章程自然是对公司法的“抄袭”和“引述”。从这种情况看来，说公司章程是公司法的变相复制，自然也不为过。在让我们看看修改后的公司法，与旧公司法相比，自然是“宽容和大方多了”。其给了公司以极大的自治空间，鼓励公司根据实际情况下，在有利于维护公司利益和法人治理的情况下通过制定公司章程来促进公司的自由发挥。但是，新的公司法并没有赋予公司以完全的自治权。其仍然规范有些内容是各个公司主体必须遵守的或者对公司章程的相关内容作出了法律上的指引。由此观之，新公司法下的公司章程体现着有限的国家意志和最大的股东意志之间的结合。
这种结合是由公司本身的性质决定的，是在法律的实证价值导向下形成的立法理念。公司是由各个股东合意或者部分股东发起吸引其他投资者投资形成的。在公司中，基于股东的投资地位，其当然是无可争议的主人。因此，公司的管理机制、利益分配机制需要体现股东的意志凝缩和利益的分配要求。而公司股东约定公司管理运行制度、利益分配机制的载体就是公司章程。章程的制定主体的特定化和章程上凝缩的股东意志表明，公司章程具有股东之间“合意”的迹象，公司章程具有合同属性。但是，国家能放任股东任意制定公司章程而不管吗，公司章程是一种纯粹的私人秩序吗⑶？答案必然是否定的。公司章程不能完全由股东自行安排⑷。理由如下：1、就公司的内部而言，股东的利益的相对冲突性决定公司不能完全实现自治，因为股东不是圣人。股东通过出资或者购买股份（股票）组建公司或者加入公司中成为公司整体机构中的一员，整个公司在法律上和市场竞争空间中被视为一个独立人格的法律主体和经济利益主体。为使公司做大做强，使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在市场中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各个股东要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同公司之外的市场主体展开激烈的竞争。为此，各个股东要对公司奉献，对公司的发展献言献策，为公司的市场、人才、技术、管理等方方面面的需求贡献力量。这表明各个股东之间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具有紧密的关联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股东为公司奉献，固然有一定的公司荣誉感，而最本质的根源在于股东本身利益的要求，换句话说股东是在为自己奋斗，因为，股东向公司投资的根本目的在于股东要借助于资本生息的天性获取投资利益。但股东要想得到投资利益，有一个前提是公司必须在市场中获取利益，这才是股东对公司奉献的根源。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公司在市场上获取的利益是有限的，有时甚至无法得到任何利益。但股东获取利益的欲望是无限的，而有限的公司利益和无限的股东欲望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各个股东之间的利益产生了冲突。在利益的诱惑下，控制股东就可能利用自己在制定公司利益分配机制上的优势设定不平等条款，卡制其他股东的利益。国家为了维护良好的公司制度的存在，就必须对设定一些条款，否决控制股东滥用自己控制权的行为。2、公司的虚拟人格和公司行为的涉他性要求国家对公司制定的章程的内容进行干预。公司作为一个由自然人组成的组织体，其本身并不自然产生意志。公司的意志是公司中有管理权和投资权益的自然人的意志的凝缩。众多的意志能够凝固在相对集中的要点上，需要国家法律规范的指引，离不开强行法的规制。此外，公司章程作为公司治理的最高行动指南，其内容涉及到公司管理、公司的对外交易、公司的对外负债等。由此，公司的章程具有涉他性⑸。该种涉他性决定，公司章程的制定的内容如有关对外担保、公司分立、合并、清算、对外交易的行为会涉及公司以外其他主体的利益。而公司章程的制定主体是股东，在公司的利益与公司以外的主体利益存在冲突的情况下，股东利用自己制定公司章程的优势，必然会偏向自己。在此情况下，这种公司章程的涉他性必然要求国家对公司章程制定的内容作出限制，以阻止公司股东擅自侵害他人权益。3、公司的社会责任使得国家不可能完全放任公司自治。在现代社会中，对社会最有影响力的经济主体就是公司。一个国家的公司制度的发展水平决定着这个国家经济水平甚至政治力量。公司的社会责任的问题越来越为广大学者研究的重点。公司社会责任要求，公司在作为经营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下，还应当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这种社会责任包括公司对购公司职工的责任、公司对相关债权人的诚信义务，公司承担的维护环境的义务。新公司法第五条明确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为了实现公司的社会责任，国家需要对公司股东的意志作出干预，以防止公司股东逃避社会责任的履行。
上述分析可以得得出，公司章程是国家意志和公司股东意志的结合。因此，在判断公司章程的效力问题上，既不能将其视为法律文件对所有主体都具有约束力，也不能只将章程视为合同文件，具有绝对的相对性，只能约束“合意”的主体???公司股东。这种意志的结合将决定公司章程除了对公司股东必然产生约束力以外，还将对公司股东以外的相关主体产生约束力。修改后的公司法第十一条规定“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该种规定是我国公司法对公司章程的约束力的最直接的界定。但是除了公司法直接规定的约束力外，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章程对公司职工、相关交易主体是否具有约束力将是非常值得推敲的问题，自然这也是本专题涉猎的一个要点。
小结；本部分对公司章程的性质和公司章程的约束力进行探讨，其目的在于为论证违反公司章程的法律后果的命题奠定第一步基石。即公司章程既能基于股东的“合意”而对股东本身产生约束力，也能基于法律的要求约束股东以外的主体。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界定不同主体违反公司章程产生的不完全相同法律后果。
二、公司章程的记载事项及条款性质分类
（一）公司章程记载事项的分类
公司章程的记载事项是指公司章程的记载内容，即公司章程需要在那些方面进行规定，即章程记载的对象，但不涉及对象本身记载的内容。
公司章程的记载事项根据法律规定是否必须记入，分为法定记载事项和任意记载事项。法定记载事项，是指公司章程在拟定过程中依法必须要记载的事项。公司章程没有记载入法定事项，意味着公司的章程记载存在瑕疵。任意记载事项自然是指非法律明文规定，公司根据公司法的倡导和公司治理的实际需要决定是否在公司章程中记载的事项。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公司章程的法定记载事项不等同于公司章程中强行性条款，它只是公司章程设定公司相关要素的对象范围，不涉及具体的权利义务。公司章程中的强行性条款是从法律中直接引述而来，具有规范性质的，其由相关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规范构成。同样，公司章程的任意记载事项不等同于公司章程中任意性规范条款，其如果引述法定记载事项以外，而由公司法直接界定的带有强制性的权利义务规范，则该任意事项从内容上属于公司章程中的强行性规范。即上述概念具有一定的重合性，但不是全部。如公司章程依据法律规定要规定议事规则事项（法定记载事项），有些记载事项是任意性的（如公司对外担保事项）；但是有些议事规则事项是法定的强行性条款，有些议事规则事项是由公司任意规定的任意性条款。
下面，我们以普通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为例，根据新公司法的规定和相关司法实践，就公司章程的法定记载事项和任意记载事项简要阐述。
根据修正后的公司法25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章程的法定记载事项为：公司名称和住所；公司的经营范围；公司的注册资本；公司的股东姓名或者名称；股东的出资方式、股东出资金额和出资时间；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的办法、职权、议事规则；公司法定代表人。鉴于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的办法、职权、议事规则为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的法定记载事项。因此，公司法第38条规定的股东会的法定职权，41条、42条、43条、43条规定的股东会的议事规则事项应当作为公司章程的法定记载事项予以记载（但内容可以根据公司法的授权予以一定的变通）。公司法45条、46条规定的董事会的产生办法、任期，47条规定的董事会的职权，48条、49条规定的董事会的议事规则等事项应当作为必要记载事项予以记载（但内容可以根据公司法的授权予以一定的变通）。其他有关经理、监事会的组成、产生、职权、议事规则的公司法规定事项也应当作为法定事项加以记载。
根据修正后的公司法82条的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法定记载事项为：公司名称和住所；公司经营范围；公司设立方式；公司股份总数、每股金额和注册资本；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认购的股份数、出资方式和出资时间；董事会的组成、职权和议事规则；公司法定代表人；监事会的组成、职权和议事规则；公司利润分配办法；公司的解散事由与清算办法；公司的通知和公告办法。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阐述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的法定记载事项是基于公司法的规定而引述的。相应的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要求公司章程必须记载的事项也属于公司章程的法定记载事项（需要注意的是，公司章程的强制性条款只能是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例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13条规定， 合营企业章程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合营企业名称及法定地址；合营企业的宗旨、经营范围和合营期限；合营各方的名称、注册国家、法定地址、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职务、国籍；合营企业的投资总额，注册资本，合营各方的出资额、出资比例、股权转让的规定，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的比例；董事会的组成、职权和议事规则，董事的任期，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职责；管理机构的设置，办事规则，总经理、副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责和任免方法；财务、会计、审计制度的原则；解散和清算；章程修改的程序”。由此可见，理解公司章程的法定记载事项不能仅仅局限于公司法的要求，而应当着眼于所有法律、行政法规、政府规章等法律文件。
除了依据公司法、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要求必须记入公司章程的法定记载事项以外。公司章程依据企业情况和公司治理的需要记载的其他事项自然为任意记载事项。任意记载事项的内容可以引述法律规定的内容（但非法律要求必须记入章程的），也可以是股东协议确定的。根据实践和修正后的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任意记载事项主要有：股东的权利和义务事项；股东大会的设置及议事规程（对股份有限公司而言）；公司利润分配办法、公司的解散事由与清算办法、公司的通知和公告办法（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的对外担保数额、方式、限制；公司的对外投资范围与限制；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规定；公司的合并、分立；公司对相关重大财产的处置规则；相关人员的任职资格；董事和高管人员的经营或者持有公司股份的限制；公司的财务管理原则（不适用中外合资）、公司的用人制度以及工会制度、职代会制度的原则；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如捐赠、环保等)、关联交易的审查和管理等。
（二）公司章程条款内容的性质分类
上述已经阐明公司章程分为法定记载事项和任意记载事项，这是从章程的记载对象上分类。笔者认为，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章程的记载对象下的具体条款（内容），可分为强制性条款、授权性条款（补充性条款）、指引性条款以及任意性条款。张开平先生在《公司权利解构》中将公司法规范分为“赋权型规则”、“强制性规则”、“补充或任意型规则”。公司章程条款的性质分类与公司法规范的分类有相似之处，但不完全相同。
公司章程的强制性条款是指该条款的内容由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公司章程的不得对法律内容作出变更的条款。公司章程的强制性条款分为法定记载事项中的强制性条款和任意记载事项中的强制性条款。法定记载事项中强制性条款是指依据法律规定必须记载的事项下的相关条款的内容是由法律（法律和行政法规）直接规定的。如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的职权为法定记载事项，而公司法对该事项下的职权已经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内容即为强制性条款。公司章程在记载该法定事项时只能复述法律而不能对其作出变更。如不能将股东会的职权分配给董事会来行使。再有如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的议事规则为法定记载事项，但依据公司法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的必须由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这一规定的内容也是公司章程中的强制性条款。任意记载事项中强制性条款是指非法定记载事项下相关条款的内容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大会的议事规则为公司章程的任意记载事项，但公司法规定股东大会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这一规定的内容也是任意记载事项下的公司章程中的强制性条款。
公司章程的授权性条款是指公司法明确授权由公司章程进行规范的条款，同样公司章程的授权性条款也分为法定记载事项中的强制性条款和任意记载事项中的强制性条款。修改后的公司法的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在倡导公司自治的理念的指导下，赋予公司以最大的自治权。而体现这种自治权的载体就是法律授权公司章程可以在法定事项以外，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和公司治理结构的需要设定公司的相关经营和治理要素。修改后的公司法条文多处闪烁着这种自治理念的光辉。下面，我们就公司法相关授权公司章程进行自治的内容进行介绍。公司法12条授权，公司的经营范围由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法13条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公司法第16条授权，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并且公司章程可以对投资或担保的总额和数额作出限制；公司法第38条第（十一）授权，公司章程可以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享有公司法规定以外的职权；公司法第42条授权，公司章程可以另行约定股东会会议的通知时间；公司法第43条授权，公司章程可以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表决权的行使方式；公司法第44条授权，公司章程可以在法定规定的范围之外，规定股东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公司法第45条授权，公司章程可以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的产生办法;公司法第47条授权，公司章程可以规定董事会法定以外的职权。公司法第49条授权，公司章程可以在法定范围之外，规定董事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公司法第54条和56条授权，公司章程可以在法定范围之外，规定监事会的职权、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公司法第72条授权，公司章程可以另行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问题；公司法75条授权，公司章程可以规定公司的营业期限和公司的章程；公司法第76条规定，公司章程可以另行规定股东资格的继承问题；公司法84条授权，公司章程可以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认购股权的相关事宜；公司法第142条授权，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作出法定以外的限制性规定；公司法第148条授权，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作出规定；公司法第166规定，公司章程可以规定财务报告的提交期限。公司法第167条授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可以另行约定股东的利润分配比例；公司法第217条授权，公司章程可以规定高管人员的范围。上述是公司法修改后作出的对公司章程授权的相关规定的情况，可以说涉及到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方方面面。公司章程依据公司法的授权后制定的相应规定，对相关主体会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
公司章程的指引性条款是指依据公司法对相关内容的概括性规定的指引而设定的公司章程的条款。这种条款的特征是，其不是公司法明确设定的权利义务规范，也不是公司法授权公司章程制定的规范，只是公司章程在记载相关对象时，参考公司法的规定制定的。即公司法为公司章程的内容制定提供一个指引，设定上限或者下限。公司章程在规定这些方面的内容时除授权章程可以另行约定以外的，不能突破公司法规定的上限或者下限。如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和出资方式为公司章程记载的法定事项，公司章程在规定该方面的内容时要遵守公司设定的上限或者下限。如公司章程规定出资金额和出资方式不能违反“首次出资额低于注册资本20%”和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规定，除投资公司以外，也不能规定出资年限超过2年的上限。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方式不能设定为法律许可的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以外的形式，即不能以信用、劳务等方式出资。在有如，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事宜为公司章程的任意记载事项。公司章程在规定此内容时，可以按照公司法72条的规定股权转让的具体程序，并可以参照公司法该条规定的公司优先购买权的相关事宜规定公司优先购买权事宜。综上，公司章程中的指引性条款是依据公司法的指引作出的，该条款在不突破公司法设定的上限或下限的情况下是合法有效的，对相关主体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公司章程的任意性条款是指既非法定记载的事项和内容，也非公司法授权和指引产生的条款，完全是由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在不违反强行法的前提下自由设定的条款。如关于公司相关文件冲突的效力顺序的规定，规定章程、股东名册、设立协议之间的效力顺序等
小结；本部分对公司章程的的记载事项及条款性质分类进行探讨，其目的在于为论证违反公司章程的法律后果的命题奠定第二步基石。即相关主体在违反公司章程的不同记载事项和条款时，应当区分不同的法律后果。
三、违反公司章程的法律后果的探析
经过上述阐述的铺垫，本文应当进入最核心的问题了，即探讨违反公司章程的法律后果问题。在探讨该法律后果问题时，我们有必要说明一下明确违反公司章程的法律后果的重要意义。
（一）研讨违反公司章程法律后果的重要意义
首先，研讨违反公司章程法律后果的意义在于确立公司章程的权威，推进公司自治的质量。
笔者在引言部分已经简单阐述了修改后公司法通过公司章程为媒介推进公司自治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如何真正实现公司自治呢，而且是高效、合规、和谐的公司自治秩序？笔者认为，首要的问题是公司章程应当具有“最高”的权威，保证公司章程得到相关主体的遵守。如同法律一样，好的权利义务规范的遵守，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是明确违反该权利义务规范所产生的后果，即如何救济受害者利益，如何惩罚侵害者，要求其承担违反法律的消极后果。公司章程也是如此。为保证公司章程的遵守，必须明确违反公司章程的法律后果。只有在违反公司章程时，能够依据确定的后果使得受损者的利益得到救济，使得侵害者能够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近而警示其不得在此违反公司章程，才能树立公司章程的无上权威，才能实现通过公司章程促进公司自治的理念。而且进一步说，如果违反公司章程的行为得到规则，就会促进创造高效、科学、创新的新的公司章程的内容。自然，这将会促进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
其次，公司章程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应当关注违反公司章程的法律后果的研究。
在引言部门笔者已经阐明，公司法的修改使得公司章程将从没有独立人格的公司法的奴隶变成人格相对独立的公司治理秩序中的主人、将从只会被动抄袭公司法的法律复述者变成具有独立意思表示和创造力的思想者、将从一个千篇一律只穿“中山装”的人变成一个着装丰富、千姿百态的多面人，将从简走向复杂、从不重要走向重要。从上述对公司章程记载事项、条款内容的分析也可以看出，公司章程将越来越复杂。而股东、董事、高管、债权人、公司、职工等利益主体均与公司章程的内容密切相关。为平衡不同利益主体的价值目标也决定公司章程必定是复杂的。公司章程的复杂性决定，不能按照一个尺度、标准、原则简单的设定违反公司章程的法律后果，否则这种规定必定是僵硬的、非适用的。由此，公司章程的复杂性要求我门必须对违反公司章程的法律后作出区分。
再次，现实中存在违反公司章程的客观行为需要裁判规则，需要确立违反公司章程的相关裁判规则。
尽管修改后的公司法对违反公司章程的法定责任已经有过多处阐述（见下一部分）。但是，鉴于公司章程的负复杂性，仍然还有很多责任没有作出规定或者说规定的不明确。这样，在出现法定以外违反公司章程的客观行为时，必将缺少裁判规则。因此，公司法在规定违反公司章程的法律后果上的局限性造成的裁判规则的缺失，要求我们有必要关注违反公司章程的法律后果的问题。
（二）违反公司章程的法律后果分类及探析
1、公司法对违反公司章程的法律后果规定及其不足
笔者认为，违反公司章程的法律后果不能单纯理解为一种违约或者侵权责任，而是应当包括该行为所产生的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在在内有关决议的效力（无效、可撤销）、与第三人的交易文件的效力（合同的效力，包括无效、撤销）等问题，还应当包括在确定行为（合同）无效、撤销的基础上如何具体对受损权利作出救济和如何要求违反者承担责任的问题，具体包括责任的归责原则，行使权利的主体、期限、方式等。
修改后的公司法对违反公司章程的法律后果在某些方面作出了规定，当然在法律责任一部分主要强调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本专题主要围绕民事责任展开探讨。虽然公司法规定违反公司章程的法律后果的规定不是很全面细致，但是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规范意义，为现实司法纠纷提供了裁判依据。并且为进一步探讨违反公司章程的法律后果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因此，从实证主义的角度出发，我们需要对公司法对违反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做一下归纳和总结。
公司法第20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按照贵司章程行使股东权，不得滥用股东权利，否则给其他股东和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公司股东也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否则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公司法第21条规定，公司控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如果违反公司章程有关关联交易的控制和审查程序的，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公司法第22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公司章程的，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或者无效。公司法第28条规定，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认缴的出资额，否则，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公司法第31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发现作出设立公司出资的非货币性资产的实际价值显著低于公司章程的所定价额的，应当由交付该出资的股东补齐出资，公司设立时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公司法第84条规定，发起人不按公司章程缴纳出资的，应当按照发起协议承担违约责任。公司法第94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发起人未按公司章程出资或者出资不足的，应当补缴或者补足出资，其他发起人对此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公司法第113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应当对董事会的决议承担责任。董事会的决议违反公司章程的，致使公司收到损失的，参与决议的董事应当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异议董事除外）。公司法第150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公司章程，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公司法第153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公司章程，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上述表明，公司法有关违反公司章程的法律后果规定涉及到股东、发起人、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等主体；内容涉及到违反公司章程规定的有关出资、议事方式、表决机制、股东权行使等方面；责任承担内容涉及到股东对股东的责任，股东对公司的责任，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对公司的责任、对股东的责任，股东对债权人的责任等。但是笔者认为，公司法的上述相关规定仍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公司法有关违反公司章程的法律后果的相关规定存在局限，需要加以明确的很多方面没有规定，尤其是对第三人利益的产生影响的相关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例如，公司未经章程规定相关决议，向第三人提供担保或者提供的担保数额超限的，该对外担保行为是无效行为、还是一种可撤销的行为、亦或公司的担保行为有效，不影响的第三人的利益，该不利后果只需公司内部人员承担？公司章程中有有利于职工利益的条款，但公司没有执行该条款，职工能否以此要求公司予以纠正并承担不利后果？凡此种种问题，公司法没有规定，而我们是需要考虑的。
（2）公司法有关违反公司章程的法律后果的规定从实体内容上缺乏全面性和准确性、立法科学性。例如，公司法第21条规定，公司股东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公司章程的，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这个条款规定弊端存在于以下几点。一是该规定只规定股东有权主张提起诉讼撤销，而没有规定董事、监事是否有权主张撤销？现实中案例有董事起诉公司主张董事会决议无效和撤销的情况。二是行使撤销权的期限过于短，不利于保护相关主体的利益。在现实中，在公司没有通知个别股东、个别董事开会的情况下，股东和董事往往很难知晓股东会和董事会等相关决议。尤其是比较大的有限责任公司和上市公司。因此，法律规定行使撤销权的期限应当延长。上述规定的60日，在相关主体知晓的情况下，可以说是合理的。但是在相关主体不知晓的情况下，应当参照合同法中有关撤销权的期间的规定来设定，才较为科学。三是没有将监事会规定进来。公司法28条规定，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认缴的出资额，否则，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这个条款的弊端在于：没有界定出，股东出资不足时，是只向其他股东承担责任，还是同时应当向公司承担责任。因为，股东出资不足，对其他股东而言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对公司通常被认定为一种侵权责任。在此情况下，如何协调这两个主体的诉权？公司法第31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发现作出设立公司出资的非货币性资产的实际价值显著低于公司章程的所定价额的，应当由交付该出资的股东补齐出资，公司设立时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条款的弊端在于无法操作。如果说，公司设立后发现公司股东出资不实的，不仅要求未出资股东补齐出资，还要求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那么这个诉讼是发动不起来的。试想，公司本身的意志毕竟是来源于股东，在此情况下，那个股东会要求自己承担责任呢？公司法第94条的规定与第31条存在着同样的弊端（毕竟股份有限公司控制人是发起人，一般不可能是其他主体，发起人不可能自己提起诉讼要求自己承担连带责任）。公司法第113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应当对董事会的决议承担责任。董事会的决议违反公司章程的，致使公司收到损失的，参与决议的董事应当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异议董事除外）。公司法第150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公司章程，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两条中都含有董事违反章程不尽责，造成公司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因此，存在立法重复的问题。此外，113条还存在两个弊端，一是该条款是设置在第四章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中，是不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董事的。这样该条设置的“异议董事”免责的规定就只能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了。这种立法方式是不均衡的。笔者认为，关于“异议董事”的免责问题，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应当按照平等的原则来对待。二是该条中并没设置“异议”监事免责制度，如果说因为该条处在“董事会职权”部分中不便于设置，那就应当在总则或者第六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义务”中设置此类条款。公司法第153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公司章程，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条有一个与150条协调的问题，严格的说，任何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都是损害股东利益的。如果此说成立，则凡是有150条设定的情形的，股东均可提起诉讼。这样必然会发生公司诉权和股东的诉权的打架问题（除非董事的行为只损害股东利益而不损害公司利益，才不存在此种情况）。笔者认为，应当界定二者行使诉权的顺序。笔者建议可以比照股东代表制度设定，即该种诉权首先由公司来行使，公司不行使的，才能由股东来行使。
（3）公司法有关违反公司章程的法律后果的规定从程序上缺乏相关规定。严格的说，违反公司章程的法律后果所导致的相关主体的权利救济措施和违反者承担的相关责任的程序问题不是公司法能够完全承担的，这需要程序法的帮助。但是，有关如行使权利的期限、能够主张权利的主体问题有时既是实体问题也是程序问题。如行使撤销权的期间、董事能否对无效董事决议提起诉讼等。因此，上述（2）中相关实体问题规定不完善也决定了解决实体的程序问题的不完善和冲突。
2、违反公司章程的法律后果的分类探析
上述提出了公司法有关违反公司章程的法律后果的规定及不足。自然，这些阐述不仅仅在于学习和了解。目的是在此基础来分类研讨在法律没有规定和规定的不完善情况下违反公司章程的法律后果的设定问题。
笔者在本专题“一”部分中对公司章程的性质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公司章程依据法律和相关原理，不仅对公司的内部主体（公司本身、股东、董事、高管）具有约束力，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也应当对公司的外部主体（交易相对人、债权人）等具有约束力（或对其利益产生实质性影响）、对公司内部的特殊主体即职工也应当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基于这种认识，笔者将以公司内部主体和公司外部主体为标准进行分类，探讨其违反公司章程的法律后果问题。
（1）公司内部主体违反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后果分析
论合同自由原则

齐艳铭 （中邮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法律顾问 100037）


引 言
历史跨入到21世纪，中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伐将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面对经济全球化席卷世界的浪潮，中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新世纪伊始，中国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WTO，为中国走近世界、了解世界、融入世界提供了无限空间，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这不仅仅直接冲击到我国的经济发展，而且对我国现今的法律制度，尤其是中国尚不发达的私法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合同法作为私法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项法律制度，无疑受到的冲击更大。而“合同自由”是贯穿合同法始终的灵魂，在今天，我们来探讨合同自由的价值则更加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合同自由的含义
　　所谓合同自由，是指当事人依法享有缔结合同、选择相对人、选择合同内容、变更和解除合同、确定合同方式等方面的自由。在西方国家的合同法中，合同自由是合同法最基本的原则，是贯穿于合同法的一条主线，是研究合同法的出发点。因此，我们必须深入探讨合同自由的含义；具体而言，合同自由包括以下五方面
内容：　
　　第一、缔结合同的自由。
指双方当事人均有权选择是否缔结合同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决定合同内容等方面自由的前提。如果当事人不享有缔结合同的自由，也就谈不上自由决定合同内容的问题。
　　第二、选择相对人的自由。
　　指当事人有权自由决定与何人订立合同。此种自由通常可以包括在缔结合同的自由之中，但也可以与其相分立。例如，在现代社会某些公用事业服务领域不存在竞争，公用事业组织利用其垄断地位，以标准合同方式从事交易时，消费者则别无选择。也就是说，他们很难享有选择订约伙伴的自由，但他们毕竟享有订立契约的自由。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选择缔约伙伴的自由和缔结合同的自由还是有区别的。也正是这种区别，使我们看到，要真正实现该项自由，必须以市场交易中有大量的参与主体存在为前提。因此，这项自由能否在市场交易中实现，关键在于有一个充分的完全竞争市场存在。
　　第三、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
　　指双方当事人有权决定怎样缔结合同具体条款的自由。从自由决定合同内容上说，当事人有权通过其协商，改变法律的任意性规定，同时也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有名合同之外，订立无名合同或者混合合同。但是，合同的内容若违背了法律、法规的强行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则将被宣告无效。
　　第四、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
　　指当事人有权通过协商，在合同成立以后变更合同的内容或解除合同。如前所述，当事人享有的合同自由，首先包括缔结合同的自由和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既然当事人可以自由缔结合同，当然也可以通过协商自由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决定合同的内容，同样可以通过协商变更合同的内容。因而，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也是合同自由的组成部分。
　　第五、选择合同方式的自由。
　　指缔结合同的形式由双方当事人自由选择。古代法律曾经十分注重合同的缔结形式及程序，如古罗马法对买卖的仪式做了具体规定，被称做“曼兮帕蓄”。（１）近代法律则崇尚形式自由，随着经济生活节奏化的快速发展，现代合同法越来越注重交易形式的简化、实用、便捷、经济，从而在合同方式的选择上以“不要式为原则，以要式为例外”。（２）
二、合同自由原则在新合同法中的体现
在新合同法出台之前，中国处于“三法鼎立”的局面。三部旧合同法带有很多计划经济的痕迹，他们强调国家有权干预当事人的合同权利，严格限制当事人的合同自由。新合同法取代旧法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进步，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在合同管理方面，新合同法大大减少了政府对合同的行政干预。
政府对合同的干预主要体现在合同管理，而合同管理是与合同自由相矛盾的。从合同管理制度的产生来看，它反映的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要求和观念，与市场经济不相协调。而且，合同管理明显属于公法的范畴，新合同法作为私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此是不能予以规定的。原经济合同法设有“经济合同的管理”一章，而新合同法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取消合同管理一章，只规定第127条列入总则。可见，从立法体例上看，相对于旧法而言，新合同法已大大减少了政府对合同的行政干预。
（二）、在合同的订立程序方面，新合同法第一次在新中国合同立法中系统、完整的规定了要约与承诺制度。
要约和承诺是订立合同的必须程序，一方面，这一缔约制度包含了当事人意志自由、双方的合意本身即可构成合同并产生相当于法律效力的思想，是私法自治、合同自由的充分体现；另一方面，要约与承诺制度所具有的严格的程序性，又为合同自由原则在缔约阶段的实现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
（三）、对合同形式的规定，新合同法采取了十分宽容的态度。
原经济合同法规定，除即时清结者外，经济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第3条）。涉外经济合同法也规定，涉外经济合同应采用书面形式。至于口头合同和其他各种非书面合同是否应被法律允许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新合同法对合同的形式采取非常宽容的态度。该法第10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并且新合同法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对以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形式订立的合同也予以认可。应该讲，这是新合同法在合同形式方面的重大突破，这不仅适应了现代商业运作的便捷和经济的要求，而且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了当事人的缔约自由。
（四）、在合同内容方面，新合同法对合同主要条款只做一般性规定，使得当事人有充分的自由决定缔约内容。
原经济合同法第12条规定：“经济合同应具备以下条款… …”涉外经济合同法第12条规定：“合同一般应当具备以下条款… …”从立法语言上来看，经济合同法规定较强硬，涉外经济合同法较之有所松动，但二者均将合同主要条款作为合同成立的前提，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当事人有权决定缔约内容的自由；新合同法第12条明确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 …”可见，新合同法充分尊重当事人决定缔约内容的自由。
（五）、在合同效力认定方面，充分尊重当事人的选择，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新合同法对可撤消合同范围的规定。
所谓可撤消合同，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因意思表示不真实，因此经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可撤消该合同，使其发生的法律关系归于消灭。大陆法国家大多将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归入可撤消合同的范围。而我国《民法通则》第59条规定，在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情况下，可以经利害关系当事人的请求，撤消该合同，使其发生的法律关系归于消灭。可见，我国民法并未将因欺诈、胁迫以及乘人之危等原因做出的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作为可撤消合同来对待，而是作为无效合同来处理的，这一点与国际通行立法是有差距的。而新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使可撤消合同的范围扩大到了因欺诈、胁迫和乘人之危等原因做出的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这充分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愿，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也达到了与国际接轨。
（六）、在违约责任制度方面，新合同法充分体现合同自由。
违约责任，又称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是指合同当事人因违反合同债务所应承担的责任。违约责任的承担，主要是通过支付违约金的方式得以实现。合同违约金在原经济合同法与涉外经济合同法中有不同的规定。经济合同法认为，违约金应起到威慑合同违约的作用，因此违约金的作用应是惩罚性，赔偿性仅居第二。（见经济合同法第31条）涉外经济合同法认为，违约金只能用以赔偿损失，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双方均无权对对方进行惩罚。（见涉外经济合同法第19条）新合同法基本上采纳了原涉外经济合同法的观点，对违约责任的规定表现出很大程度上的任意性（见新合同法第114条第1款），即当事人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一方的违约责任可以做出事先安排。具体表现在，当事人可以事先约定违约金的数额幅度，也可以预先约定损害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对于违约责任的事先约定，从根本上说是合同自由原则决定的。而原经济合同法认为违约金具有惩罚性作用的观点明显带有国家意志向合同违约责任制度渗透的倾向。因此说，新合同法在违约责任制度中，充分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
（七）、在平衡当事人意志与国家意志方面，新合同法充分尊重当事人意志，即在不违反法律与社会公德的前提下，当事人意志较国家意志优先适用。
一部详尽规定的合同法均要求当事人的意志无条件服从国家意志，无异于国家在替当事人订立合同。新合同法较好的处理了二者的关系，允许当事人的意志在一些条件下不同于国家意志，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规定了大量的“当事人另有约定除外”的条款和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的条款。
2、新合同法的一些规定只适用于当事人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情况；也就是说，只有当事人意志不明时，某些国家意志才得以适用。例如新合同法第306条规定：“托运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方式包装货物。对包装方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适用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条的规定。”由此可见，合同法的这些规定，不能优先于合同当事人的约定，只有在当事人约定不明、其意思内容依法不能确定时，才作为当事人意思表示空白的补充来适用。
三、诚实信用—矫正合同自由
资本主义发展到现代，人类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原先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不复存在。随着垄断的出现，劳动者与雇主、大企业与消费者、出租者与租借者之间地位的不对等日益明显，彼此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反映在民法领域，传统民法所推崇的合同自由原则受到怀疑。对合同正义的追求，成了现代合同法矫正合同自由的一把锐利武器，这种矫正主要体现在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
合同自由原则以个人为本位，诚实信用原则则以社会为本位。所谓诚实信用，其本意是自觉按照市场制度中对待的互惠性原则办事。（３）诚实信用原则就是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维持双方的利益均衡，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平衡的立法者意志。（４）我国新合同法明确确立了这一原则（第6条），并且，新合同法将这一原则贯彻到整部合同法当中，使之非常丰富，而不是流于一句空洞的口号。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在合同成立前，规定先合同义务。
传统民法认为，只有合同成立后双方当事人才互负权利义务。而现代合同法则规定合同成立前，双方当事人之间已形成“合理信赖利益”由此派生出相应的协作、通知、照顾、保护及保密等附随义务。这种附随义务在合同订立阶段称为先合同义务，违反此义务的当事人应承但缔约上过失责任。新合同法第43条对保密义务的规定便是典型的先合同义务，第42条则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
（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规定附随义务。
新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同时又规定：“当事人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三）、在合同终止后，规定后合同义务。
传统民法认为合同终止后，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归于消灭；而现代民法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为更周到的保护当事人利益，创设出后合同义务。如新合同法第92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作、保密等义务。”
诚实信用原则有效弥补了合同自由对合同正义背离的不足，因此，诚实信用原则被奉为“帝王条款”而得到遵守。
四、确立合同自由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在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人们对合同自由造成了诸多误解，合同自由做为社会主义计划原则的对立面受到众多指责。例如，1981年经济合同法第4条将遵守国家政策和计划的要求做为订立经济合同的一项基本原则；第7条也确认凡违反国家计划的合同为无效合同。可见，合同自由在当时并未得到认可，甚至一度被当成资产阶级民法理论加以批判。直到民法通则出台以及1993年修改经济合同法，合同自由原则才逐渐得到认可。新的统一合同法第三条、第四条可以认为是对合同自由的规定，尽管仍未使用“合同自由”一语，但这部合同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合同自由原则得以确立，在中国有着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